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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学对现代民主理论“兼容”与改进 　　摘要：通过对融贯传统儒学与现代民主理论所必备的理论基点，即如何对个体自我进行理解展开反思，提出传统儒学与实用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理论在个体自我的时间、空间、身份与角色四个向度上共享诸多理解。这些理解共识，在为传统儒学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兼容”提供智识资源之同时，亦对克服自由主义契约民主模式的相关弊端提供改进可能。 　　关键词：传统儒学；民主理论；个体自我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15-06 　　 　　在转型中国的特定时空情境中，“民主文化领域一直在现代主义冲动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改革的对立话语之间相互交换。”［1］(P80)只是到了最近，传统的声音才在民族复兴的论述中显得渐次清晰起来。［2］（P147-149）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古典智识传统重新在公共空间内被热烈讨论，有不少学者开始从制度层面探讨融合自由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可能，并试图以儒家“王道学说”为主体展开“儒教宪政”制度的设计，［3-5］亦有不少学者尝试从意识形态层面探讨儒家学说与社会主义的和解，以为传统儒学的复兴提供“左派儒学”的思想资源。［6］这些理论探讨均是相当有益的开创性探索，但是这些理论探讨却大都未深入探析这样一个本源问题：鉴于民主的主要意涵是“人与人集合起来自己当家做主”，那么其必然涉及“个体自我的理解”，而以“礼义”为核心的传统儒学，若欲与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与制度进行接榫、融合并对以“权利”为基石的契约主义民主模式进行些许改进，其在“个体自我的理解”这一重要基点上是否能发掘合适的对象资源，以便做出符合转型中国具体情境之所需的创建？ 　　笔者认为，在理念与气质上更为契合传统儒学之更新需要的对象资源，应是植根于实用主义哲学的社群主义民主理论。这是因为在“个体自我的理解”的四个向度上，其与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享有深厚的共通性与“兼容性”。在理论上，这种“兼容性”不但能为中国的现代民主理论做出具有切合情境需要的重构提供重要着力点，同时也可为克服自由主义契约民主模式的相关弊病提供改???可能。概括来说，这种整体改进的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向度的理解共识之上：其一，在时间向度上，个体自我不是一个确定的实体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成长或修为的过程；其二，在空间向度上，个体自我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领域，而是一个经由广延的交往关系而共同塑造出来的意义领域；其三，在身份（status）向度上，①个体自我并不呈现为一般的人、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政治国家中的人等人格上的转化与断裂链条，而是一个通过生命实践而逐渐呈现自我完整目的的人；其四，在角色（role）向度上，个体自我并不呈现为一种单向的绝对排他性，而更多地通过双向互惠、互为的方式，在一种融历史传统与当下人际于一体的人文环境之中，通过彼此制约与相互给予而共同成就。如下将具体阐释这四个向度上的共识，何以可能就“个体自我”提出比以“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契约民主理论更为妥切的理解改进。 　　一、个体自我在时间向度上的理解 　　时间限度上的个体自我的共同理解，集中体现在双方对持续不断的自我教化、自我修为的重要性共识之上。实用主义自其发轫初期就相当注重教育对于自我形成的重要作用，强调自律和自我实现的抱负。自我教化是实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的中心议题。爱默生有关“爱”、“自力更生”、“谨慎”、“友谊”等内容的讨论，直接诱发了杜威许多伦理著作的内容与取向的构思，也奠定了其对教育改革的整体构思。罗蒂则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认可自我教化对自我创造有巨大的作用。See Hall, David. Richard Rorty: Prophet and Poet of the New Pragmatism［M］.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30.杜威的教育思想可谓此中的杰出代表。在《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一书里，杜威将“民主”视为完全从共同体生活的具体范围内获取其意义，在这种生活里民主发挥了中心的作用，并促进社会趋向最优化状态。“民主就是共同体存在最优化状态的名字，而教育则为支撑此种共同体的过程命名。”［1］(P71)在一个杜威式的民主中，个人是从社会往来中呈现出来的，也是为促进这种社会关系而行动的。教育则是在这些团体关系之内进行的，而这些团体关系又是着重于更大共同体的规范活动的。结社的基本形式，例如家庭和志愿组织等，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教育功能。概括来说，杜威将民主与自我教化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作为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在不断成长中的鲜明特征：（1）自我教化并不以某种准备的概念为前提，而被设定为既是一个进行的过程，又是一个本身的目的；（2）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