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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窥陈寅恪比较文学与“比较观” 　　 摘 要：对于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所表述的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观念，众家纷争的着眼点于两处：其一是关于所谓“比较”的提法是一种“比较”观念的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其二是是否是在坚持所谓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反对平行研究。研究学科初始的“元”系列的研究人物时应当，切实联系学科出发点，要还原本真。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比较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0-02 　　 　　 “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陈寅恪针对清华大学1932年夏考国文科目有对对子一事向委托人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写的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五千古白话主要讨论的是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比较文学甚至发展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上述一段话则是被比较文学研究者封为经典论断而揣摩深重、评论不一而足。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囿于时代以及个人学科兴趣、研究方向的限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详细地系统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多方涉猎，不可避免会于众多书信、论文中提及自身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一种归纳与慨叹，多为宏观方面的文化研究，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探幽烛微，成为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诗学、影响研究、文类学、译介学等范畴的研究借力点与生长点，生成了丰富的学科探究成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范畴上??典型例证。 　　 对于陈寅恪在比较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各家评论不一，对于文首一段，学界纷争的论点有二： 　　 一、“比较”：一种比较观念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 　　 早在90年代，无论是钱文忠［2］、桑兵［3］还是刘建明［4］等几位先生对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探讨上进行了梳理，尤其是《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对于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比较”二字。无论是史学范畴、还是语言范畴，比较的确贯穿陈先生的研究始终。陈先生不是单纯的比，而且是有根据地、有背景地比。但这种梳理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一种学术观而看待。 　　 近些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从本文文首一段可以看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解和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5］，举出的理由是指陈先生强调在比较之外的“流传的路径、影响的范围以及发生的变异”，并认为“这一理解与作为学科存在的比较文学的主张是基本一致”。 　　 不可否认的是，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先生确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这一点的理由不容赘述。本文私自认为肖先生的想法仅基于《与》书这句而得出论断多少有些刻意拔高。 　　 梵·第根、基亚等人在反驳克罗齐等人时，对比较文学的攻击有这样的说法：“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研究，而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他们的观点，以及现在所说丰富成为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6］的“四个跨越”的定义来看，陈寅恪在这里仅仅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与“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间的一个起步性的过渡。 　　 （一）不应该断章取义。前文“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后文“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淸……”等皆为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来探究“格义”的问题，所谓“比较文学”仅仅是恰举周边事物而类比相似的思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其目的是为了吸收，而吸收必须以我为主体”这一作为“进一步发挥与补充”的观点说明了，陈先生跨越着的只是从“是”到“不是”的一小步，同时还是围绕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目的”。如此功利化的命题，鲜明地昭示着中国比较文学起步阶段所留下的的深刻烙印。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实质，这是不完整的学科自觉。因而虽然“这里仅仅是陈先生比较文学观的萌芽，因为它没有提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肖先生的这一观点多少是给自己的一点补充，但以此判定陈先生在将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这个层面，与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个层面上，跨越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