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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战略战术探讨 　　一、引言 　　利率市场化是指改变由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统一决定利率的模式，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利率的利率形成机制。因此，利率市场化其实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二是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基准利率的方式来间接影响市场利率，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的不利变动给金融机构可能带来的风险损失就是利率风险，它的产生取决于市场利率的波动或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利率市场风险管理就是在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期限错配风险（也称重定价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基差风险和期权性风险的基础上，根据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偏好，合理选择相应的风险对冲工具，如利用缺口管理、利率期货和利率互换来控制期限错配风险和收益曲线风险，利用利率期权来对冲基差风险和期权性风险。 　　一个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包括货币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本币汇率、证券市场、产权制度、监管制度等整个金融系统的全方位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和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金融约束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对许多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它忽视利率市场化的环境因素和实现方式，导致许多国家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失败。在全面总结许多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金融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又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指出，由于金融市场具有不完全性，金融自由化政策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在实践中很难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约束政策往往比金融自由化政策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 　　二、美国、日本、韩国和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美国在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以前，实行的是市场化的利率政策。但为确保大萧条后经济的复苏和金融业的健康发展，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也称《1933年银行法》）。该法的第Q项条款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进行了限制，美国由此进入了利率管制时代。1935年和1966年，美国又分别对Q条款进行了修订，1935年的修订使其存款利率最高限不仅适用于联邦会员银行，而且还适用于非会员银行的商业银行。1966年的修订则使Q条款的适用范围又更进一步扩大到全美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放松对存款机构的管理和货币控制法》，开始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该法首先一步到位，取消了对贷款利率的限制，进而提出自1980年3月31日起，分阶段取消对存款利率的限制。美国的存款利率市场化进程比较平稳，经过6年的渐进式改革，美国于1986年彻底废除了Q项条例，全面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当然，美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在1985至1991年间，美国每年平均倒闭的中小银行高达200多家。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77年4月开始到1994年10月结束，先后经历了放开国债发行利率，实现国债交易利率和发行利率的自由化；放开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发行利率；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基本取消银行存贷款利率等四个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行动是在1985年以后，因美国对日本贸易的巨额逆差，在美国的强烈督促下才被动进行的。但不同的是，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比美国曲折得多，不但耗时长达18年之久，而且最终完成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也远不及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利率市场化，这是因为，日本在1994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后，存款利率并不是完全由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自主决定的自由利率，而是继续受到货币管理当局一定的限制。不过，日本政府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对本国中小金融机构的保护非常到位，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相比日本，韩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谓更加曲折。1965年到1972年间，韩国进行了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从1965年9月起，韩国大幅度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刺激了国内储蓄存款的级数增长。但是，高利率政策却抑制了贷款的需求和经济的增长，迫使韩国不得不从1966年4月开始分阶段降低利率，并一路降至第一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前的水平。1981年到1989年间，韩国进行了第二次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次改革采取了先同业拆借利率后债券利率，先贷款利率后存款利率和先短期后长期的战略战术。1981年，放开了商业票据利率管制；1983年，取消了商业银行政策性贷款优惠利率；1984年，开始允许商业银行对不同贷款人收取不同利率；1988年12月，全面放开了对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