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崇儒尊经”社会背景看《汉书.艺文志》局限性.docVIP

从“崇儒尊经”社会背景看《汉书.艺文志》局限性 　　摘 要： “崇儒尊经”是汉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汉书·艺文志》是在此思想环境中编撰而成的目录，表现出了强烈的崇儒倾向，导致其在史学、诸子之学、文学等方面的论述和评价上存在着较大的思想局限性，本文试以阐述。 　　关键词： 《汉书·艺文志》 崇儒尊经 局限性 　　 　　一、《汉书·艺文志》产生的社会背景 　　汉初建时，黄老之学成为主要的治国方略。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经济空前强盛，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急需得到空前加强。由于黄老之学中既存在着老子的“君王南面之术”，又存在着注重个体和精神的自由学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皇权专制统治，因此，汉代统治者开始对百家论取优劣。最终，经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力拔头筹，摘得了意识形态的桂冠，成为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编撰而成的。它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官方史志目录著作，不但对先秦至西汉时期国家所藏典籍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整理和分类，而且对当时的各学派的流变状况做出了详尽的总结和评价，体现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的学术特色。但是，由于其处在一个儒学独尊、经学繁盛的时代，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班固在《汉志》中将《论语》列于《六艺略》而非《诸子略》的儒家，使《论语》获得了“经”的地位；将孔子所在的儒家列于《诸子略》之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评价《汉志》中的各类典籍，都表现出了作为官修史志目录的崇儒倾向。由于班固刻意提升儒家的独尊地位，因此，《汉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想上的局限性。 　　二、《汉书·艺文志》中史学的附庸地位 　　汉代统治者独尊儒学，用儒学排挤和控制百家，使学术和权力相互结合，把儒学快速发展成了经学，整个汉代思想文化进入了经学时代。经学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无论是汉代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还是诸子、史学、文学等，都笼罩在了浓厚的经学氛围中。 　　昔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群籍，叙百家之源流，考学术之短长，写成了《别录》、《七略》。班固沿袭《七略》体例，编成了《汉书·艺文志》。《汉志》“七略”中的史书并未单独分类，而是散附于“七略”各类之中。如：《六艺略》于“春秋类”下附了十二家史书；《诸子略》中，“儒家”收有周史六韬六篇，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间周制十八篇，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共一百三十篇。“小说家”中收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共一百三十三篇；《数术略》的“历谱类”收《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刑法类”收《山海经》十三篇,共三十八篇。观之，《汉志》中史书数目众多，单独分类亦可，而班固缘何未立史部呢？ 　　部分学者认为《汉志》未立史部是当时史籍数量太少所致。如果上溯到汉代以前，中国著史的传统由来已久。古代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夏殷时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亦设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汉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执掌其事。东汉时期，著史已经蔚然成风。单就《汉志》所载史书计算，总数也在千篇以上。近人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往往同一种中，又复杂附绝不同类之书，如附《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大年纪》十二家之书于《春秋》……若谓史书甚少，不必独立，则其他各种，每有六七家百余卷即成一种者；而谓以十二家五百余篇之史书反不能另立一种乎？”［2］由此可知，史籍之少并非《汉志》未立史部之真正原因，其实质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学独尊，经学成了传统文化法定的正统，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史学逐步沦为了经学的附庸。 　　《汉志·六艺略》所收典籍为儒家“六经”及《论语》、《孝经》、小学书。在六经中，每类除了儒家所尊的“经”书之外，其余皆为解“经”之“传”或“说”。所以，《春秋》类中所附的史书，被班固看做是解《春秋》之作。在经学独尊的时代，经学著作在各类著作中居于支配、统帅的地位，史学家也都以经书为宗镜，将其著述作为经学的辅翼和解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3］可见司马迁创作《史记》也是以经学所阐发的君臣大义为指导原则的。汉代人未将史学视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也说明了当时史学观念以及价值体系并未完全的确立。汉代的史学家可以说就是经学家，他们是以经学的眼光审视史书著作的。对他们而言，阐发儒家正统思想才是著史的重要目的，《汉志》未独立史部亦如此原因。 　　三、《汉书·艺文志》中诸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