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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学术动力和目 知道自己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获得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觉得自己很幸运。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如我一样每天沉浸在故纸堆中，爬梳、思考的人很多，都在认真做着自己的学问。而我的作品能获专家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后因我在台湾，材料不在身边而婉拒了）同时推荐，并获此殊荣，实在倍感荣幸。选题的由来和书写过程该书的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于2006年到2007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选题的确定是有点和自己较劲的结果。我对政治很不敏感，在学习中国历史时，北洋政府时期是薄弱之处，因此就选定了这个对我来说最复杂的阶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想突破以往的研究体例和内容，有点创新，因此在本书的研究框架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选定了以媒体本体史为主的研究框架，正如我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下决心做一次尝试，用完全的史料作内容，以研究框架本身代替理论支持，来构建我的研究，如果行得通，就好，如果行不通，就当作一种失败的经验好了。虽然人文学科的失败不像理工科那样容易被人接受”。由于所需要的史料几乎散布于尘封已久的角落，所以我将除了上课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留在了燕京图书馆。那个简陋却内涵丰富的地下藏书室，成了我在美国最熟悉的地方。没有集中的材料，我几乎扫过那里和北洋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关的每一本书籍、每一份材料。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中藏的中国新闻报纸的微缩胶卷，也给我的作品以巨大贡献。材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一点点积累下来的。如果说这本小书还有创新之处，也就是在绪论里面所说的那几点：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上，史料的整理与挖掘上，以及一些结论的得出上。这里不再赘言。为了让更多的同仁集中了解一下本书的内容，我简单整理了一下。作品的主要内容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该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变迁，催生了生机勃勃的媒体、生动活跃的报人。但长期以来，该阶段主要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或???批评揭露北洋政府对新闻业和报人的迫害为主，历史中的“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作者的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本书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复杂。整体上看，中央政府力量薄弱，地方势力相互抗衡，造就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软弱的中央政府没能制定出有效的新闻法，而中国政府在租借地区司法权力的丧失，客观上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保护。“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兴起，铁路和邮电系统的进步，人口的增长与教育的提升，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都直接或间接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与之相关的印刷机械和造纸业，还是中国工业的弱项，每年国家要花大量银元来进行购买，令业界非常痛惜。在这种大背景下，北洋政府时期报纸种类增长，数量增加，发行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国报刊网络形成。民国成立后，官报系统呈现繁荣局面，不仅数量众多，各个政府部门纷纷出版自己的官报，而且官报开始脱离民间报纸模式，自成一体，并多名以“公报”，成为国家发布法律、法规的权威媒体，具有自身独特的管理体系和功能特征。政党报纸是该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报纸大类，当时重要的党报分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出版的，党如何创办、管理和利用报纸，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是党报的关键要素之一。国民党因为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因此宣传部的设立和组建经过了一个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过程，而围绕着宣传部进行的斗争，显示出国民党内部路线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该时期党报比较混乱，各自为政，国民党对报纸的控制也基本以津贴为主，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实施有效的管理，整肃出版物，并发布宣传大纲。共产党的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较强的纪律性，党对报刊的管理意识相当强，另外，中共因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和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共的报刊均有指导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和对党媒的管理制度与观念由此发轫。商业报纸是主流。中国商业报纸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呈现出地区上的显著差异。该时期，上海商业报纸比较发达，其次是天津等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的部分城市；北京因为是政治中心，商业报纸并不发达。其内部运作比较复杂，也是各类媒体中最成熟的部分，代表了中国媒体行业发展的主流。宗教报纸在清末被关注得很多，但民国后就光彩不再，这时宗教报纸的主要任务已经转为传教。老牌的天主教、基督教报刊在中国传布依旧比较广泛，它们中有的专门传播教义，完全以传教布道为宗旨，有的世俗性较强，发行较广。天主教传教机构对该类报刊还有新闻检查制度。佛教刊物在民国初年也是比较繁盛的，和当时中国佛教改革和救国运动相结合，出现了很多佛教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