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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1990年代“酷评家”群体新锐人格 　　[摘要] 酷评是1990年代多元文化交锋的产物，酷评家之于主流批评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在思想与文化领域中的漫游个性，是其“哪里有权力关系，哪里就可能会有抵抗”的先锋姿态。这一方面表现在酷评家作为游离严肃批评的文化边缘人，其漫游人格与1990年代“流动的现代性”紧密相连，是该时期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本质体现；另一方面表现在酷评家是大师终结时代的社会良心与大勇主义者，在文化漫游中绽现了奇绝的创造个性与批判精神。 　　[关键词]酷评 酷评家 新锐人格 　　本雅明曾言：“艺术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与商品的最前沿的攻击线相重合”[1]。酷评就像长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它现身商品与艺术的临界点，是一个差异丛生的能指。虽然1990年代产生的酷评可以在“大众”与流行的层次上得到观审，但这并不排除它也被该表象所遮蔽。酷评之于精英文化、先锋文化，仍是一个在关系上有待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因为酷评是新时代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批评样式。就艺术标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言，未来文学批评与商业流行文化究竟应保持何种关系仍是一个未知数，况且流行性之于酷评也不是其内涵的全部。所以，面对酷评我们不应忙于提出异议，而应提炼它在“后革命氛围”（阿里夫·德里克）的时代依据与“审美正义”。正如李勇从美学角度乐观呼吁的那样：“今天，从某种角度来看，虽然审美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但美并未因此被彻底淹没，它始终在找寻某种方式，来继续自己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些耐心，需要一些辩证的关怀和发展的精神，如此才能在美的‘废墟’上观察新的审美‘嫩芽’。”[2]酷评带给文学批评的有两个陌生元素，一个是酷评家，一个是酷评文本。而后者的陌生化内涵显然根自前者。这即是说，酷评乍现的批评主体是我们理解酷评的关键。而酷评家之于主流批评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在思想与文化领域中的漫游个性，是其“哪里有权力关系，哪里就可能会有抵抗”[3]的先锋姿态。 　　首先，作为游离严肃批评的文化边缘人，酷评家的漫游人格与1990年代“流动的现代性”紧密相连，是该时期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的本质体现。 　　无论如何究诘，世纪末10年都极为特殊。1990年代风云际会，酷评家荟萃了这个年代的各种悖论与可能，他们激扬文字、杀入文坛，在大众狂飙时代建构了一种以“青春型”文化品格为主导（这里的青春与青年不独是生理学的概念，更是文化学、心理学的概念）、充满文化危机感与世纪末情绪的知识漫游型人格。酷评家成员主要是批评新秀，初登文坛的他们一方面倍感文学整体价值边缘化的时代危机，一边承受批评空间、批评体制权力化、僵滞化的现实压抑，同时，他们身为90年代青年亚文化的风格主体，先天包含了反霸权、“亲媒性”、青春飞扬、流行前卫等诸多时尚元素，尤其与世纪末情绪具有更多的感应。约翰·多克指出：“世纪末是独特的理智骚动和自我质疑的时期，它产生奇怪的影响，似乎是一种自身应验的预言，强烈地自我意识到生活在世纪末。……这样的时期常常充满了对未来的一些模糊感觉、预言、新的和不可预测的东西。”[4]上述种种对立情绪、文化情境的矛盾遇合，加深了年轻批评家的边缘体认、对抗情绪、漂泊意识、赌徒性格、妓女感怀与“拾垃圾者”的卑微感，而他们的学识、敏感与时尚又恰好满足文化漫游、反抗平庸的条件，因为“如果对艺术的浅薄兴趣剥夺了职业从业者漫游的权利，过度专业化的相反趋势也使其无法漫游”[5]，这是酷评作为“异端的权利”，作为“震惊性亚文化”（Dick Hebdige）问世的“文学史的权力”。正如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漫游者作为巴黎现代性的化身、巴黎时空的观察者，“以‘游逛’的方式体验现代社会‘新奇’的种种”，“以一种英雄的面目出现并宣告着现代性的到来”。[6]1990年代的酷评家也与之相类，他们游弋在批评与市场之间，显得既博学又轻松，既张狂又庄严，既颓废又热情，既狂傲又谦卑，既冲动又理性，既奇异又媚俗，在这个“快乐原则和世俗享乐主义的广泛扩张”[7]时代，他们以多余者/现代英雄的奇妙身份游荡文坛、大试身手，并在“持续不断的摧毁、否定、批判”的意义上凸现了自身“作为一种流浪者的思维”的英雄主义荣耀。[8] 　　其次，酷评家是大师终结时代的社会良心与大勇主义者，在文化漫游中绽现了奇绝的创造个性与批判精神。 　　按照奥尔特加·加塞特的观点，伴随19世纪欧洲专业化对整体文化（integral culture）的取代，“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退场，“专家”开始主宰知识界。这使当代文化机制不利于生产自己的“大师”与“经典”。大师的终结意味着社会缺少了对人类正义和社会公理的捍守者、推助者，思想界丧失了思想家与精神领袖的向度，文化上不再出现非凡的创造者与时代水平的界标，整个人类将陷入超越维度与终极关怀的精神空白。张景超先生在拷问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