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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发展压力集群及其职业幸福感提升研究 　　摘?要：高校辅导员的发展首先基于这一人群的职业幸福感，其中外在支持系统、个体职业应激能力、职业价值评判体系是构成职业幸福感的三个要素。高校辅导员在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承受的职业压力集群主要包括职业压力、“标签”压力、“被转型”压力。在压力集群中的价值澄清是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提升策略的基础，提升职业幸福感的主要领域有三个方面，源自教育事业的幸福感、源自高校系统支持的幸福感、源自正确职业价值观的幸福感。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职业发展 　　一、职业幸福感概念解析及高校辅导员职业幸福感影响因素 　　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幸福感又叫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由于“well-being”一般被解释为：一种良好的或满意的生存条件；一种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兴旺（prosperity）的状态，所以从字面意义上，Subjectivewell-being常常被翻译为“主观幸福”。而什么是职业幸福感呢？Joan E. van. Horn认为，职业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工作的各个方面的积极的评价，包括情感、动机、行为、认知和身心幸福五个方面，其因素有社会支持、个体应激水平、价值观、健康状况以及经济因素等。 　　关于幸福，在古往今来的哲学史上被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先贤大哲们反复地讨论和分析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人追求的生活目的是幸福，但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对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西：在生病时说它是健康；在穷困时说它是财富；在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时，又对那些提出他无法理解的宏论的人无比崇拜。”[1]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强调的是：幸福在于人自身而不是外在之物，幸福是“不缺乏任何东西的、自足的”[2]。亚里士多德主体思辨色彩的幸福观对后世的哲学影响很大，康德把人看成是既具知性又具感性的双重性动物。他说：“我作为知性世界成员的活动，以道德的最高原则为基础，我作为感觉世界成员的活动则以幸福原则为依据。”[3]两者如何协调？他???出，人作为理性主体，只有按道德规律行动，才体现出自由意志和责任，所以，作为感觉世界的角色，最终应该符合道德规律。显然，对公众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幸福感”已经走到远离现实的思辨哲学话语中，或者说，对幸福感的理解只是一个表象，背后隐藏的深刻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因此，对幸福感提出最有力支持的还是马克思的理解，就是“回归人性”“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己有”[4]。也就是说，人的真正的幸福或最高幸福，就是人得以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价值判断体系中，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外在支持系统。这一系统是由辅导员所在高校“微环境”和全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支持系统，是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在工作环境中和社会上得到承认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解读中，人的本质并不来自于任何先天的底色，而是多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构成中，来自职业自身的正向情感占据较大的价值评估权重。高校辅导员不仅具有高校教师的社会角色，而且具备被主流价值观和主流人群所认可、接受和支持的社会阶层空间，从主流价值观念和主流话语的占有这个意义上说，每一名高校辅导员的职业幸福感都有较良好的、积极的、正向的社会支持系统。 　　第二，个体职业应激能力。当社会支持系统微观化到每一所高校、每一个具体的辅导员岗位时，情况就产生了十分丰富的差异化，面对工作中不同的环境、困难和压力，每一名辅导员个体的职业应激水平不同，因而内心体验也就千差万别，同样的岗位和环境，有人乐在其中、发展态势良好，有人苦不堪言，倍感前途渺茫。可见，形成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中，个人的职业应激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了主体职业幸福感的体验结果。 　　第三，职业价值评判体系。就层次而言，职业价值评判在职业幸福感的构成中处于更核心、更内隐的位置。现代社会中，人与职业的关系始终是纠结牵绊的，这一点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些思潮中已经有比较清晰的展现。在职业和由职业代表的社会面前，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希望通过职业表现被行业和社会认可和接受，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另一方面又希望在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保有自己的价值空间，成为自由的“主体人”。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进行钟摆式的滑动，其职业价值观也就构成了钟摆滑动的空间，形成一个用以区分职业判断标准并指导职业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是浸透于主体性之中支配着人的行为、态度、观点、信念、理想的一种内心尺度和意义系统。需要说明的是，职业价值评判体系和社会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