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聪：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演变.docVIP

赵学聪：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演变 作者：赵学聪 来源：重庆大学学报 本站发布时间：2007-5-15 17:18:56 阅读量：631次 摘要：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形成于一个较为封闭的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度。它经历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形成期、隋唐至宋元的发展期和明清的强化期三个阶段。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它不仅使中国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也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西方列强的入侵动摇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经过百年来的改造，中 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中国；专制制度；演变过程 　　在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中，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政治制度有其独特的形态。所谓中央，亦即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维持一个单一而又统一的政治制度；所谓专制，就是权力垄断于一个人，典型地表现为独裁制、终身制和世袭制；所谓集权，亦即权力来源于上层并高度集中于一人。集权与专制的区别在于，专制强调权力的归属而集权强调权力的运行。 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的程度，是人类历史上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达到的。为什么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有别于其它政治制度? 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的中央专制集权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上述问题曾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且解答也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分析，并就教于高明。 一、中国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成因 　　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形成于它所存在的独特环境。 　　由于中国的自然环境较为适宜于农耕，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和长江流域，那里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四季分明，最适合农作物生长。我们的祖先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进入了农耕社会，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地区之一。悠久的定居农业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注重经验、崇尚权威、强调整体利益等等。最适宜于农耕的生产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建立在小农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必然带有专制的特征。 　　首先，分散的小农需要专制集权制度。马克思曾经说过：“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分散的小农不仅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来保护自己免于受到社会内部其他成员的侵害，这是中华民族长期的“清官”、“好皇帝”情结产生的原因；而且需要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来保护自己免遭异族的入侵，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要多次大规模修筑长城而且能够修筑长城的原因。 　　其次，传统农业对水利有着更多的依赖，尤其是在大河流域更是这样。传统农业要想获得水利而避免水患，靠分散的小农是无能为力的，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才能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工程。从大禹治水到清代多次治理黄河，无不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是靠一家一户的小农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分裂的社会也不利于对水资源的利用，战国时期，同是一姓的东、西周两个国家就因为各自的利益而发生过水利纠纷，“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战国策1 东周》) 分散的小农社会对水利的渴求无疑是专制集权制度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三，定居农业是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进行的，长期的家庭和家族生活对等级制度和权威崇拜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的词汇系统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关中国人(包括受中国影响的东亚人) 的亲属称谓的词汇分类特别清晰和详尽，这与其他民族的词汇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兄弟”一词为例，英语中仅“brother”一词就可以称呼所有的哥哥和弟弟，而汉语中却要分出“大哥”、“二哥”、“三哥”等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半来自于长期的共同生活，详尽的称谓才能把每一个人分辨清楚。不同的称谓所享受的社会地位也是不同的，中国的“三纲”、“五伦”就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严格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相对而言，西方人称谓的不确定性也使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那么严格。由于定居农业主要靠天吃饭和靠经验而获得稳定收成，所以就自然形成了对上天的崇拜和对有经验的权威的崇拜。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强化了权威性人格。社会对一个未成年人的要求是让他听话，这不仅仅是让他服从自己，而且是让他容易融入现实社会。因此，当一个人被要求听话的时候，他就是奴才；当他要求别人听话的时候，他就是主子。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主奴性格是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