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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和未来发展布局对GDP指数影响 　　1.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降低国内GDP指数，保“8”时代的终结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18日上午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比上年增长7.8%。这是近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也是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排名的“倒数第二”。 　　这是中国经济在面临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在着力调控以房价为代表的经济的过热和力保经济下滑不会过快而出现硬着陆的稳定经济政策下的种种举措的合力效果。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摩擦的加剧和欧债危机的继续发酵，使得中国这个出口创汇型的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笼罩上了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不断高企、环境越发恶化的阴影。由于固有的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贸易萎缩。例如，短短的几年，当年的太阳能光伏产业、稀土出口行业都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败的剧烈反差，摆在现实面前的是产能过剩和巨额的环境治理成本。首都和许多城市的雾霾天气下的重度污染，牵动着每一颗国人的心。 　　今后，即使美欧经济转暖，中国传统的出口创汇模式，也不可能继续以此为继。因此中国希望避免出口的过度下滑，还必须用外汇储备进行一些必要的技术引进和产品输入。世界贸易更青睐互补型、贸易平衡型，长期的顺差必然会遭到报复。 　　由于出口的下滑，这些年政府为保“8”就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从中央到地方，制定GDP发展指标，当作政绩考核目标，盲目投资，过度依赖地产推高房价。政府主导是投资型经济发展给经济带来的诟病不胜枚举：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竞争力低下、国际民退。更佐以财政政策上货币的超发，使得资金流动和分配难以调节，CPI高企，民众财富缩水。还有权力机关的腐败和非公平的市场竞争，加剧了市场政府干预的影响因素。 　　政府的巨额投资，又打击了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指数。随着分配的不公，富裕的财富阶层又出现了财富在利益集团之间转移和向境外输出的倾向。 　　多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将保“8”列为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名词和指引，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中国GDP增速低于8%时被认为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因此“保8”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红线。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2011年，中国GDP实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速10.7%。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实际的增长量已经和过去意义不一样。另外中国GPD的增长指数要与新增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匹配。在中国经济进入战略性调整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导的“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数应由考核粗放型的GDP指数转变为更加注重人均财富的增长的平均收入指数。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是没有实力的。 　　2.经济转型期的机遇与挑战，对GDP指数的支撑作用 　　2.1 未来城镇化发展刺激GDP长期持续增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演讲中表示，我们目前的城镇化率不到35%，而中等发达水平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城镇化率不约而同现在是85%，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95%左右，美国是97%。可见中国未来还有相当的提高比例。而城镇化的前提是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率，解放农村劳动人口，大力发展农业品的深加工和初级产品的升级换代，完善现代农业经济，特别是农业品的食品安全防控机制。才能有效地疏导大批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生产力，才能缓解农民工进城的压力。现在，各地出现的农业生产示范区、农业开发区等就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城镇化发展对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有很大需求空间，对减小城乡差别，住房、交通和社会福利等需求都十分巨大，是容纳政府投资和民间资本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提升GDP指数，伴随着劳动人口的流动性的加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存在，会出现中心城市人口容量进一步加大的可能，使得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压力更增，环境治理、就业压力、生活成本等指标进一步不乐观。使得先富裕起来的阶层重新选择居住地，包括海外移民，在大城市周边兴建宜居城镇，走发达国家社区分层居住的路径。城镇化的进程使得有收入群阶层生活区域分化的趋势。 　　随着新一代领导层的换届，地方政府又在基于出政绩，加之往届遗留下的政府债等等，中央政府应该控制各地政府认为的城镇化投资冲动，使得尽可能减少鬼城的出现。 　　2.2 国家级产业战略布局为中国下一阶段GDP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十二五“期间国家级战略布局和整合；力图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以点带面的经济特区东南沿海的发展区域（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转变为全国区域内的全新的战略布局，产业转移、要素重组。 　　2.2.1 中国1.8万公里的沿海经济布局 　　从最南端的海南国际旅游岛经济开发区、广西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