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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社会政策领域行政改革 　　中国和欧洲都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即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将不得不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我听说中国有一个谚语说：“当变革之风吹起时，有人建造避难所，有人却建造风车。”我们如何应对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我们既可以减少人均支出、削减公共服务，将老年人视为社会负担。或者，我们也可以提升老年人的能力、延迟其照料需求，并将之看作珍贵的社会资源。由于丹麦和中国在国土面积、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上有明显区别，两国在这个事务上的起点有所不同。不过，在未来如何应对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这一问题上，我们却可能面临类似的处境。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特征图景，我们需要在处理老年人问题上进行范式转移。我将在稍后继续这一话题。在此之前，请允许我首先简要地介绍丹麦的社会系统，以及我们目前正在推出的社会改革。 　　丹麦是拥有全世界最全面、最昂贵的福利体系的国家之一。2010年，丹麦社会服务的开支占GDP比重的33.5%。社会福利几乎完全由税收来支持，因此丹麦的税收也很高。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丹麦的税收负担趋于稳定。总的来说，税收和关税约占GDP的48%。关于老年人口的支出是最大的社会项目，包括养老金、敬老院和住家扶助等开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开支的范围很广泛，也包含了医疗服务和劳动力市场计划开支。丹麦的社会福利制度基于一种人人平等的理念运行。福利通常可以提供给全体公民，而公共部门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丹麦的经验表明，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社会中创造了非常有价值的社会溢出效应。其中包括：促进稳定、促进增长以及促进社会流动性。此外，似乎有证据表明，一个设计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实际上可以充当经济的稳定器，尤其在危机时期—社会保障系统可以保障国内消费，并防止贫困和排外。但是，这存在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一点，像丹麦这样的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从而变得越来越缺乏社会竞争力、无力支付大量公民所依赖的庞大的福利服务系统。 　　欧洲金融危机和增长过缓确实对丹麦的福利状况造成了挑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当前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是，有种说法是，危机恰好是创造更新、更睿智、更加关注成效和效率的解决方案的起点。 　　与中国一样，丹麦政府已经开始推行一项宏伟的社会改革计划，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确保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我们通常把我们的福利制度和社会服务描述为密而不漏的安全网。但实际上，福利社会应该担当“蹦床”的角色，它不仅要接住掉下的人，还要将这些边缘人“弹”回到我们社区的中心。有鉴于此，我们针对社会保障系统进行了革新：在福利技术和良好的商业案例的支持下，向更具投资导向的思维转变。 　　采用睿智的福利技术方案对未来的丹麦福利工作愿景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丹麦的福利远景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一是福利工作必须能见效，能给公民带来积极的影响，并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开展；二是社会福利的政策措施必须是高效的。当前亟待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并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将来能为我们的公民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三是要切实应用那些能促进公民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积极参与和自尊自爱的各种新技术。 　　此外，要掌握我们如何最有效地创造出公民所需要的效果，为此，创立衡量福利的绩效机制至关重要。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来努力考察各种工作效果，系统地积累相关知识，从而识别出最佳做法。我们既要运用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也要通过创建有说服力的商业案例，来落实政治决策和社会实践中的最佳做法。 　　商业案例是一种很重要的工具。我们98个市级行政区负责融资并提供公民的社会服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来决定如何对公民提供社会服务。因此，我们需要从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等方面清楚地展示出来变革的潜在好处。有鉴于此，了解社会领域中哪些见成效，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社会事务和改革部里，我们有很多机构从事研究并推出国家性指标。例如：丹麦国家社会研究中心将效率分析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研究领域来开展；SFI坎贝尔综合一些较小研究的成果，并发表研究述评；全国社会服务委员会已经建立了一个知识门户，向市政府和供应商提供信息，方便他们了解扶助弱势儿童和年轻人的最佳做法。 　　此外，我们非常重视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社会领域方面的知识，并创造创新和协同效应。中国和丹麦之间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有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我们可以在如何改进各自体制问题上汇聚灵感。我们为市政府所提供、搜集和发布的知识，对他们实施有效而又高效的社会服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 　　在此背景下，让我回到我的起点，即：在如何处理社会的老年人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范式转移。 　　回顾历史，80年前的丹麦社会政策的特点是提供最基本的贫民救济，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