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活态史诗《亚鲁王》发现、认知与保护.docVIP

苗族活态史诗《亚鲁王》发现、认知与保护 　　【摘要】 西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由于流传地交通的闭塞、教育的落后、地方文化人的缺失，比本应面世的时间晚了几十年之久，而这也在客观上更保留、延续了史诗的原生形态和演唱传统。史诗至今仍然在麻山苗人鲜活的民俗生活中不可或缺，亚鲁作为麻山苗族原生宗教的崇拜对象，麻山苗族生活中的日常礼俗、行为规范、巫术根源均与《亚鲁王》文本相关。即便如此，史诗的传承仍旧面临困顿，比史诗文本传承更急迫的是在青少年中普及亚鲁文化背景，使麻山苗族青年一代对本族群的史诗及信仰保有必要的尊重和基本的了解。 　　【关键词】 亚鲁王；信仰；传承；苗族；史诗 　　一、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迟来的发现 　　《亚鲁王》是近几年发现的一部流传在西部苗族中间的被视为民族根骨的史诗作品，整体规模超过两万行，这样一部古老叙事的新近发现，比它本应面世的时间表晚了许多。20世纪40年代从内地迁往大西南的社会学、民族学者们所做的民间文学调查与研究，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开了田野调查的先河，5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曾两度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调查，西南地区多民族的史诗作品得以揭开面纱，如纳西族的《创世纪》、布努瑶的《密洛陀》、凉山彝族的《勒俄特依》、黔东南苗族的《苗族古歌》、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佤族的《司岗里》等等，其中一部分经记录、翻译、整理后出版。规模达上万行的苗族口传史诗英雄《亚鲁王》却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进入全面搜集的队列，仅有个别亚鲁故事散见于民间文学集册当中。首先，这一现象与苗族的支系众多、发展不均衡有很大关系。贾芝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成文的《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当中这样写道，“苗族分布在贵州、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广东、湖北七省，现在贵州负责编写的《苗族文学史》，还只作了贵州苗族文学的调查和一部分湘西苗族文学的调查，还没来得及进行更广泛的调查”[1]。一直以来，有关贵州苗族的考察主要集中于黔东南地区的中部苗族，湘西苗族则是东部方言文化区的代表。西部苗族散居于贵州中、西部，云南、四川、广西，乃至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与布依族、瑶族、彝族、壮族等兄弟民族杂居一处，居住分散，地形复杂，经济落后的西部苗族地区未被列为重点调查地，在当年的民间文学搜集浪潮中失去了“话语权”。而英雄史诗《亚鲁王》正是在西部苗族的几个次方言中广泛流传的。其次，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地方民族学者的积极配合是分不开的，文本的搜集和翻译非本民族文化人无法完成。西部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整体落后，我国的苗族学者群中至今鲜有西部苗族学者，而苗语方言之间语音差异大，中部、东部苗族与操西部方言的苗族无法对话，地方文化人的缺失是《亚鲁王》几十年来未能面世的另一要因。然而不得不承认，教育事业的落后同时成为《亚鲁王》史诗传承至今的积极因素之一。第三，由于史诗《亚鲁王》具有浓重的信仰和宗教色彩，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处于被压制、“偷学”、“偷唱”状态，直至今天的史诗搜集，歌师仍有思想负担，怕日后招致灾难，这便难怪《亚鲁王》藏在深闺了。 　　21世纪初，一方面是全国范围自上而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一方面是地方知识分子的自觉搜集，两方力量最终在县级文化部门相遇，史诗《亚鲁王》得以现身。文物越是发掘得晚近，考古技术越是成熟，越容易得到完善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为脆弱的口头传统是否适应相似的原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交通、录音、录像等硬件设施的改善是不言而喻的，这使得“忠实记录”成为可能。20世纪的民间文学整理工作，尤其是50年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学搜集，几乎免不了“去糟粕、取精华”的步骤，民间文学作品“整理过度”的问题十分突出。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环境尤其宽松，那么在“忠实”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优势是显然的，然而当下也有当下的困顿之处。首先是史诗内容的相对萎缩。歌师陈兴华遗憾地说，“如果我十年前能遇到杨正江（史诗搜集者）就好了，现在好多内容都记不全了。”经过文革期间的禁唱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风习的渐变，史诗的演唱传统和内容比建国前均有所削弱，这便增加了搜集的难度。从开始对部分故事段落的了解，到对史诗全貌的把握，花费了搜集者近一年的时间，拜访几十位歌师方才完成。同时，讲唱人的配合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十分重要。由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诗的唱诵受到严酷镇压，许多歌师因此被批斗、游街、强制做苦工，这对当时中年青一代的歌师影响深刻，至今仍心有余悸。越是资历老、史诗掌握扎实的歌师，越不容易打开心防向外人道“祖先的故事”。曾经一位歌师被邀请到县里采录史诗，住了十几天后，家人十分担心，特意从山里来到县城看看歌师“是不是被抓进监狱”。文革虽已远去，但在闭塞的麻山苗族山区，历史遗留的思想负担仍旧成为搜集工作的绊脚石。恐惧是有的，同时恐惧当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