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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宗教多元治理模式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宗教大国。且不论实践者众多的民间信仰，也不用说传统的儒释道三教的强势复兴，单看基督教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对此有所体会。按照官方数据，1949年我国有70万基督徒，1982年增加到300万，1988年450万，1997年1200万，2009年2300万。民间估计的基督徒人数更多，从5000万到1亿不等，学界比较认可的数字是7000万。或许这些数据并不准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基督教正在中国快速崛起，这不仅影响到我国的宗教生态，也势必重塑基督教的世界版图。宗教的迅猛发展也给我国的宗教管理带来挑战，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守望教会事件以及被全国媒体广泛报道的“全能神”事件都是例证。如何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有效地进行宗教治理？这是本文的关切所在。 宗教治理模式刍议 不少人认为，宗教关乎信仰，纯属个人私事，所以无需政府的管理。然而事实表明这一观点值得推敲。即使是在美国这个被认为是宗教自由最为充分的国度，宗教团体同样受到约束。美国联邦政府对曾经实行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进行了多年的压制，把多婚实践者投入监狱，并在政治上对犹他地区进行限制，最终驯服了摩门教。拒绝现代文明并抵制世俗教育制度的阿米什人也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之下被迫建立学校并送子女上学。由此看来，世上不存在绝对的宗教自由，因为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那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 社会学家一直关注宗教管制的类型。芬克根据管制的性质把它分为扶持和压制；杨凤岗则依据管制的程度区分了四种宗教市场：完全取缔（没有宗教）、垄断（只允许一种宗教）、寡头统治（只有几种宗教被允许存在）和自由的宗教经济（多种宗教并存）。本文则根据治理主体的差异区分出这几种宗教治理模式：神权统治模式、国教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选择性管制模式和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 神权统治模式的治理主体是宗教领袖，其范例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当时的先知被视为上帝的代言人，他们不仅管理宗教事务，也以上帝的名义统管政治乃至一切社会事务。在这种模式中，政与教没有出现功能分化，国家也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当国家以独立实体的形式出现以后???国教模式开始盛行。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国教指的是由国家确立的具有高于其它宗教地位的宗教。”历史上至少存在过两种版本的国教：一为政教合一体制下的国教，强制人们信奉，如罗马天主教之于中世纪的欧洲，伊斯兰教之于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我们可以称之为激进版的国教。在此种体制下，国家政权被视为国教的强制性代理机构，保护和促进国教信仰。另一方面，国教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与否，按照约翰斯通的理解，后者在“影响和控制群众方面掌握有巨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既能煽动群众叛乱，也能防止这类叛乱。”二是政教分离体制下的国教。历史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泰国、柬埔寨）将佛教确立为国教，而欧洲很多国家（英国、挪威等）则把基督教的某个宗派确立为国教，阿拉伯国家（伊朗、沙特等）则把伊斯兰教确立为国教。这些国家以宪法或其他法律明确规定某种宗教为国教，随着现代性的展开，政教分离成为潮流，国教不能再支配国家的政策和人民的生活，但它仍然具有高于其他宗教的地位，也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这个可以叫做温和版的国教。 “以国家为中心的选择性管制模式”的典范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其特征是政治化解读宗教、分类管理与弱势平衡。在这种模式中，世俗政权对宗教团体进行政治化的解读，关注他们的政治野心与潜在的谋反能力，从而把宗教分为“正--邪”两大类：那些被认为具有谋反野心的宗教团体被目为“邪教”，属于严加防范的对象；而那些虽与儒家正统相异但深植民间的宗教信仰（佛、道）则让他们忝列“正教”，并采取有限扶持的措施，但僧道群体的规模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官方会有意促进各教融合，避免排他性宗教坐大。一旦某个宗教团体势力膨胀并有可能尾大不掉时，世俗政权就会加以抑制乃至镇压，以达到弱势平衡的目的。 “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的模本是当代美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其治理主体是社会。国家不再从法律角度扶持或打压特定宗教，国家机器也不再主动介入宗教事务，比如刺探宗教团体是否有政治野心，这就是所谓的“民不举、官不究”。社会成为管理宗教的主体，一旦宗教人物出格或产生争议，当事者的家庭、媒体和其他相关的社会团体会首先对之进行监督。如果有人诉诸法律，那么司法机构也会随之跟进，用法律来规范宗教团体的行为。因为家庭、媒体、社会团体、法律界都介入到对宗教的治理之中，所以我称之为“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模式”，简称“多元治理模式”。 在以下的行文中，笔者将结合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分析国教模式、选择性管制模式和多元治理模式的优劣。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是因为他们都曾在社会转型的形势下转变宗教治理模式，而这种转变对当代中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美国的宗教治理： 从“国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