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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曾国藩人才观形成历史条件 　　【摘 要】“近代官圣”曾国藩是清朝的“中兴功臣”。他一生十分重视人才的使用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才观。曾国藩人才思想的形成不仅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与其自身的努力紧密相关。 　　【关键词】曾国藩；人才观；历史条件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地主阶级风云人物，虽然是一个农村出身的书生，却在风雨飘摇中力挽狂澜，给大清帝国的黄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是因为曾国藩的用人智慧使他能够为清政府招揽一大批像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人才，进而率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并且在之后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让已到末日的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这一短暂的瞬间。他撰写的书信、日记、文稿、奏章等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人。作为一名儒将，他并不善于打仗，但是他的识人用人却自成体系，很有章法。我国著名的革命家章太炎曾经称赞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毛泽东亦极力推崇曾国藩，认为“吾于近人，独服文正” [1]，可以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文章就曾国藩人才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进行一下简单的分析，希望方家指正。 　　一、曾国藩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 　　“湖湘学肇基于周敦颐，是经由福建、四川等地的儒学家胡安国、胡宏、胡寅及张轼、朱熹等入湘办书院讲学、著书立说而形成的地方学派，明末清初由王夫之的船山学鼎定湖湘学派的最终轮廓。” [2]湖湘学与其他的儒家学派和而不同，它能使湖湘学人形成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生，于学、于政、于人品都要有所建树的传统的思维模式，而且还能养成湖湘学人崇尚“匡世扶艰”的精神和“以民为邦本”的政见传统及“经世致用”的务实处世态度。在湖湘学说的感染下，曾国藩将毕生精力放到寻求经世致用之学上。同时以曾国落为领袖的湖南人才群体，深受陶澎等人的影响，而且还得到陶澎等人的帮助、提拔或举荐。陶澎人才群都比较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陶澎还自称：“余自翰林出官蜀晋，宦辙所至，虽未敢遽能化民成俗，而于劝学造士之道，每竟竟籍为先务。” [3]即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放在首要的地位。著名学者肖一山认为：“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全由陶澎总其因，而印心石屋乃策源地。” [3] “印心石屋”，就是陶澍幼年时读书的场所，又说：“不有陶澎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所成就，亦赖陶澎为之?引耳。” [3]显然，他们都认为曾国藩人才观思想的形成与陶澎等人的直接培养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曾国藩自身的努力 　　曾国藩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是诗书世家，但从未有人中举进入官场。其祖父曾玉屏在家乡有很大的威望，母亲性格坚毅、强横，这都对曾国藩的成长产生过巨大影响。他曾对弟弟说：“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全在受挫受辱之时”，“一味忍耐”，“打脱牙和血吞”。[4]（P1309）这使曾国藩从小养成了坚毅不拔、凶顽残酷而又虚心忍让、以退为进的双重性格。曾国藩幼年聪明好学、勤奋读书，小有名气，从而打下了雄厚的儒学基础。入京后，又师从理学名家唐鉴等人，钻研《朱子全书》，按照理学家的要求修身养性。他认为社会“风气之正与否， 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 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5]（P598）。同时，曾国藩勤于向各家请教，成为了较有名气的理学家，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嘉许和重视。就连自视清高，以“今诸葛亮”自许的左宗棠，也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的挽联， 表示对曾国藩的敬佩。 　　三、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重视 　　十九世纪中期的清王朝，内外交困，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无不处于千疮百孔的境地，这些都深深震动了曾国藩。曾国藩亲眼看到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太平天国起义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痛心疾首，同时洞察到清王朝统治的腐朽与人才制度落后的弊端，认为摆脱这种状况的关键就是人才。曾国藩在写给同僚的信中就曾经提到当时“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6]他把人才问题列为三患的首位。可见人才问题在曾国藩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就向咸丰皇帝提出：“但求苟安无过， 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 [5]（P246）在他看来，“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将人才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来认识，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重要措施来贯彻实施。所以他竭力地呼吁：国家应该重视人才。 　　四、曾国藩坚持转移人才之道 　　曾国藩在《应诏陈言疏》中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