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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合法手段骗取国家福利行为刑法规制 　　【摘要】伴随着政府对国民福利的投入逐渐增加，我国出现了很多以合法形式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因此，应对这种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以确保公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国家的福利。对以合法形式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第一种方法是直接处罚行为人，第二种方法是对相关的公职人员进行处罚。 　　【关键词】合法手段 国家福利 刑法规制 　　引言 　　公民以形式合法的方式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让很多遵纪守法的公民产生了强烈的不平感。这种不平感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人恶意剥夺了他人平等地享受国家福利的机会，破坏了机会平等这一现代法制社会的重要理念。 　　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曾经对机会平等下过这样的定义：“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①政府在机会平等的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政府部门并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我国已经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开始了向福利国家迈进的步伐，我国政府对公民的福利投入在大幅度的提升。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人以合法手段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是与民主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的。民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机会的平等保障，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用刑法去规制的问题，本文就试图以机会的平等保障为视角分析这一现象。 　　刑法规制的方式之一：直接处罚行为人 　　以合法形式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直接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那么刑法分则中最符合这一行为构成要件的罪名就是诈骗罪。我们从构成要件的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首先，从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来看：“它要求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使被骗者产生错误认识，并且被骗者是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务。”以合法形式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其形式完全合法，但是其目的完全非法，如果将这种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行为定性为欺诈行为，是完全符合刑法解释学的原理的。行为人实施的这种欺诈行为使国家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国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给予公民福利政策。所以，其行为在客观方面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其次，诈骗罪的对象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那么国家能否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呢？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以国有财产参与民事活动，直接追求和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其与其他民事主体处于平等地位。②那么既然国家与自然人处于平等地位，自然人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国家同样也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最后，从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上来看，它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想将不属于自己的国家福利据为己有。所以在主观方面其也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综上所述，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的结果是，合法的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条件，可以按照诈骗罪来定罪量刑。 　　“直接处罚行为人之刑法规制模式”的优缺点分析。这种形式合法的骗取国家福利的行为虽然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如果在司法实践中按照诈骗罪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其缺点是明显大于优点的。其优点是能够直接打击这种行为，遏制这种行为的发展势头。但缺点同样存在，那就是破坏了公民朴素的对处罚的感觉，同时也破坏了刑法应具备的宽容谦抑的形象，使人们对刑法产生极其强烈的恐惧与反感。 　　笔者曾经将有关案例做成调查问卷，在网上随机对五百人做了调查，结果显示98%以上的人认为处罚行为人不合理，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只要把骗得的福利收回就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了。而且，利用重典治理社会，从本质上违反了刑法的宽容品格，也是与人本主义的现代法治精神和价值内涵相矛盾的。强调刑法的宽容，就是要对人性自身存在的各种弱点有充分的认识，并能对这些弱点进行包容地对待。刑法只有树立自己稳重大气的长者形象，用宽容的胸怀去谅解人性共同的弱点，才能获得人们的尊重与认可，引导人们放弃犯罪。 　　因此，是看眼前打击效果将其定性为犯罪，还是保持刑法的宽容形象，保护公民朴素的感觉，对行为人不予追究，这就使执法者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刑法规制的方式之二：对相关公职人员进行处罚 　　对相关公职人员进行处罚的合理性之分析。相关公职人员是指具体负责分配福利的公职人员。与直接处罚行为人相比，对相关公职人员进行处罚的合理性更强。不管是分析其终极原因、与其他犯罪相对比，还是从产生的社会效果上来看，处罚相关公职人员都更符合机会的平等保障这一价值目标。 　　首先，骗取国家福利这种行为之所以大量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规则的制定存在大量的缺陷，而不在于人们贪念的存在。如果直接处罚行为人，就意味着让人们为国家的不当行为买单，这样的规制方式是不必要甚至会产生副作用的。机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