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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城市故事 　　作为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可以列举很多，但其中有两件事就足以使梁先生载入史册：一是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的1944年，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梁思成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位置。在梁思成标记的地图中，特别标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属于保护范围之列。这份地图后来呈交盟军司令部，梁思成的提议被采纳。多年后，日本的建筑学家们满怀感激地说梁先生是日本的大恩人，“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另一件事发生在1948年冬天，当时的北平已经被人民军队包围。一天，一位解放军干部叩响了梁思成在清华园寓所的大门。来人说：“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梁思成喜出望外，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据说在西柏坡，这幅图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指挥所的墙壁上。毛泽东命令围城部队，一定要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北平后来和平解放，但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北京的文物古迹的努力，必将铭刻于人类的文明史册。 　　遗憾的是，北京在迈入和平建设时期却遭到粗暴的肢解，在盲目的“旧城改造”中渐渐失去了千年古都的风貌。近读《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这本书记述了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故事，描写了解放后围绕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古城保护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纷争，突现了梁思成为保护古都锲而不舍的努力，以及最终归于失败的悲剧，读来令人扼腕。说来也很惭愧，在下1957年来北京念书，虽然亲眼目睹北京古城墙的巍峨，但是久居西郊，穷学生那时也很少进城，北京拆除城楼城墙偶有所闻，但并不十分关心。若干年后涉猎北京史，始终对解放后北京的变迁未敢涉及。个中奥妙心知肚明，即便愚钝如我的局外人，多少也耳闻北京城楼和城墙的存废，以及老城改造的决策均来自高层，此乃北京史研究的禁区，于是也不得不违心地说几句空话，或者干脆绕开这类敏感的话题。 　　《城记》偏偏选中了北京史上最尴尬的一页，触及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填补了北京史研究的空白，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者以记者与史家的眼光、报告文学的样式，借大量人物访谈的实录和翔实的史料文档，披露了古城衰亡鲜为人知的内幕，浓墨重彩地点染了梁先生孤掌难鸣的无奈。它的笔触虽然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故事”，一位思想深邃、目光远大的学者和强大的社会势力较量的艰苦历程，却深刻不过地反映了围绕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展开的思想交锋，这就使论述的主题升华到更高层次。 　　梁先生的悲剧，根源于他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心目中的北京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的瑰宝，是集中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艺术的精华，不论是北京城平面布局和空间尺度，还是皇城与胡同井然有序的安排，以及拱卫内外城的城墙与城楼，甚至小到一座牌楼，无不凝集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因而在梁先生看来，后人的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它，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而不能轻率地改变、破坏甚至由于无知而导致毁坏。他的这一思想固然历史已经证明是真理，却不能被当时的中国社会认同，上自国家的最高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甚至连中国的建筑学界都很少有人赞同。这就注定了梁先生像唐吉诃德一样向风车挑战，他的每一次为挽救古都北京的努力，尽管并非全无成效，但总体上是以失败而告终。 　　客观而论，对于古都北京的保护与利用，学术界一开始是有不同看法的（至今仍是）。从当年对梁先生和陈占祥先生（留学英国的著名城市规划专家、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陈方案），遭到苏联专家的否定；后来梁先生为拯救北京城墙和城楼时，又遇到强劲的对手――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留学法国的著名土木工程学家华南圭先生，他便是力主拆除城墙，利用城砖砌下水道的专家。双方各持已见，起初还属于学术观点的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随着?内政治形势的升温，保护北京古城的呼吁上升到阻碍首都建设、维护封建老古董的高度，政治的批判便代替了学术的争鸣了。 　　1953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