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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性视角下“微博约架”反思与治理 　　微博约架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具有负面传染性和示范性，从根本上背离了公共理性精神，撕裂了社会和谐。对这一不良社会现象的治理要多管齐下：进一步强化自媒体管理的力度，从源头上遏制约架信息的传播；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彻底铲除戾气生成的社会土壤；努力形塑普遍的文化宽容精神，营造自由宽松的公共讨论氛围。 　　公共理性 微博约架 反思 治理 　　梁刚，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网络文化背景下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方式创新研究”[12YJC710037]、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成果。 　　微博即中国版推特，据新浪披露的数据，截至2014年3月，微博月活跃用户1.438亿，日活跃用户6660万。这表明，微博已成为现今中国公共领域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有巨大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在这一远未成熟的新兴舆论场域中，频频出现公共讨论中的非理性现象，甚至从线上的“网络口水战”发展至线下的“微博约架”事件。网络戾气从虚拟世界向现实蔓延，有限的社会注意力资源被无谓消耗，因此当前有必要立足公共理性，加以学理化审视和检讨。网络上的各路“公知”和“大V”可以批判种种社会弊端，但必须秉持建设性立场；可以表达不同见解，但必须恪守公共伦理底线。 　　一、基本概念界说 　　“公共理性”一词源于西方，它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同的用法。在近代哲学家康德那里，主要是指立足个体，“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现代哲学家罗尔斯则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较系统地提出了公共理性理论，强调公共理性对现代民主政治而言的基础性地位。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1]本文所说的公共理性基于言说者或行动者的公共身份，指向公共事务，提倡利益调和，运用共赢思维，最终以社会和谐为皈依。网络时代有序的公共生活呼唤着公民社会的加速推进和公民普遍文化宽容精神的确立。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必然要求彰显公共理性。应当把公共理性看成是公民社会普遍理性所建构的， 而不是既成的。也就是说，公共理性绝非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伦理理性和政治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辩证统一。 　　百度百科词条中，“微博约架”的内容简介是“微博约架成为潮流，而北京朝阳公园成了约架胜地。继360董事长周鸿?在此约架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后，川籍女记者周燕又约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网名），双方于2012年7月6日中午1点在朝阳公园南门发生冲突”。显然，百度百科并没有下一个相对完备的定义，而是采取了事件列举法。类似的事件还可举出很多，牵涉博主的身份也从大学教授、作家诗人到媒体记者、电商大佬，不一而足。本文论及的微博约架是指微博用户以此为媒介，从网上彼此施加语言暴力，订立甚至履行以约见打架方式解决意见分歧的私人约定。事实上，大多数网上微博约架都无疾而终，像“7.6事件”这种当事人双方真实发生肢体冲突的寥寥无几，但其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预警性和危害性不容小觑，应当着眼社会公共理性的建构进行深入反思。 　　二、微博约架的成因 　　微博约架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新浪微博搜索中输入“约架”，竟能呈现多达两百多万个结果。如作进一步分析就可发现，目前构成舆论焦点事件的均有加V用户的参与。产生这一微博时代新恶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 　　1. 主体原因：精英阶层弃守公共伦理精神 　　尽管微博约架的发起者亦有草根博主，但其影响和波及范围相对有限。着眼上升为公共事件的微博约架行为主体，会发现本应担当社会发展引领者的精英阶层弃守理性的公共伦理底线甚至主动自我矮化成为此类事件频发的直接推手和主体根源。罗尔斯早就警告过：“没有公民对于公共理性的忠诚及其对于公民性责任的恪守，各种论说在表达自己主张时，他们相互之间自然就会出现分野与敌意。”[2]以2012年“7.6约架事件”为例，当事双方一个是知名大学副教授，一个是省级电视台记者，他们在微博上恶言相向、秽语频出，令人大跌眼镜。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摇身一变，成为地地道道的网络暴民。知识分子的职业伦理要求他们以服膺真理、传播真理为神圣天职，而真理恰恰是不能为任何个人宣称垄断的。媒体以天下之公器，赋有守护社会良心的使命，只有客观、真诚、公正的传播行为，才能给社会带来光明和希望。吴法天和周燕因在四川什邡民众抗议重金属项目事件中观点相左而大打出手，最终共同选择了用拳头解决分歧的粗暴方式。须知，公共生活文明有序化的前提，就是公共领域中的公民能够履行其伦理义务，具备基本的公民道德素养。罗尔斯指出，由公共理性所规导的公民义务包含一种倾听他人意见的态度，一种在他们应该对别人的观点作出理性回应时而在决策过程中保持的公平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