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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法治国不应过分强调顶层设计 　　人物名片?李晓安 　　李晓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教学名师。现担任教育部法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评审专家。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其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权威期刊发表；著作有：《信用规制论》、《信贷申办指南》、《信用之路―我国信用综合治理研究》等。此外，李晓安教授还在《中国法学》、《法学》、《法学杂志》、《政治与法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cssci杂志、核心期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重要论文由“人民网”、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主要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将法治作为主题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在四中全会上一反常规讨论依法治国？目前我国法治面临什么问题？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日前，本刊记者访问了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李晓安教授，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读。 　　祖国：从党的历史来看，把依法治国提到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上，在中央全会上讨论依法治国，这是绝无仅有的，这对正在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而言，有什么历史性意义？ 　　李晓安：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里程碑式的。建党、建国、改革开放很多年了，强调依法治国又是若干年了，但是目前依法治国的社会状态依然不尽如人意。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处于改革过程中各种矛盾的爆发阶段，是改革本身出现了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所导致。深化改革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事实上也给新一届中央政府、新一代中央领导提出更多艰巨任务和更多的难题：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怎么走？到底以什么方法来引导国家向稳定、健康、有序方面发展？ 　　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而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依法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实践证明经过那么多年：人治，礼治，德治，最后都要走向法治。可以说，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祖国：为什么老百姓对法治国也有很高的期盼？但经过这么多年，依法治国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李晓安：法治是制度的延续，它给了百姓一个可预见性、可预期性。以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养老问题为例，之所以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上，就在于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而当初号召民众实行计划生育，实行独生子女这一基本国策的时候，国家给予的承诺就是国家养老，现在第一批实行独生子女的那辈人已经进入退休阶段，可是国家养老基本政策却并不成熟。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显然和我们现在家庭的结构不合拍，在老百姓看来养老问题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根本解决。老百姓更需要一个制度性的承诺，而不是哪一届领导人的承诺。制度上的承诺只有法治能做到，其他的任何治理方式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求法治国。只有法治国才有一个稳定性、连续性，和一个制度上的承诺，而不是随着领导人的变迁而变迁，也不会随着某个部门主管领导的变迁而变迁。而这一点恰恰是对目前我们行政运行意识的一个巨大挑战。 　　在行政组织运行过程中，它有个特点：行政权具有层级性、命令与服从特性。“政令要出中南海，要做到上传、下达”。这样的方式有一个后果：整个行政的运行体系重要的是对领导的服从，而对领导者的服从逐渐就演化成官员的一个行政意识。这个行政意识就是服从领导而不是服从制度，那么这个领导者水平如何就看领导者对制度的执行贯彻强调的程度，但是即便是我们在行政层面规定了很多法律、制度，行政层面仍然尊崇执行的是只听领导者的话。而这正是法治制度实行这么多年，执行不好的原因。领导说什么你必须做什么，不贯彻执行你位置不保，位置不保你还能做什么呢？这种官僚场合的思维方式是不科学的，因为再贤明的个人也是有缺陷的。 　　祖国：几乎所有的腐败案件，背后都有“官治”、“人治”的影子。无论从老百姓的期待来看还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依法治国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您怎么看？ 　　李晓安：这点我非常同意。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中国再次掀起反腐败风暴，新领导层就反腐话题频频发声，众多问题官员纷纷落马，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大老虎”。特别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他的倒台对我们法律人来说既高兴又悲哀。高兴的是高管纷纷落马彰显了中共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悲哀的是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对法律的践踏如此！这么多年我们为法律奋斗，为法律培养优秀人才，我们的内心很悲凉：成效在哪？看不见！ 　　在中国，法律并没有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