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开了30年大会.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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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开了30年大会

一场开了30年大会   【编辑留言】2012年是《国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颁布实施30周年。早在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上就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站在当下工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回首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职代会的坎坷浮沉,工会工作者的切肤之痛和疾呼坚守,愈显真理本色,越发弥足珍贵。   向奔波在国企改制第一线的全体工会工作者致敬!      那人那厂      发端于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几乎是一夜之间,千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冒出,而国企的工人,却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弱势群体的境地。   李南(化名),某国营机械厂的工会主席,他的特殊经历见证了那一时期的波诡云谲。当时国企改制有个前提,绩效好的工厂先行一步,这叫“靓女先嫁”。机械厂是老国企,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都很多,绝对不是“靓女”。所以,当一拨接一拨的改制消息狂风般吹来时,李主席和他的同事还有近千名职工,都觉得是距己尚远的事情。   但在200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刚刚步入办公室的李南,就被厂办秘书的一句话震呆了:经厂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工厂改制,整体卖给个体老板,工人全部买断工龄,再由买方重新招聘上岗。   这么重大的决定,工会主席不知晓1000多名职工,广大职工更是蒙在鼓里,缓过神的李南顿感事态严重。他当即找到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强烈要求召开职代会。领导们的回答是,“没必要,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他去了上级局机关,局长说机械厂是国有资产,改制不用征求职工意见,有主管部门的批件就行。见李南急得两颊通红,局长拍拍他的肩,和蔼地说:“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你们厂搭上‘靓女’这趟车,这是好事啊。作为工会主席,要有大局意识,要做改革的急先锋,而不是绊脚石。”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李南又去了与国企改制相关的所有职能部门,得到的答复跟那位局长的基本一致:改制洪流势不可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工会主席,要顺应时代大潮,做坚定不移的改革派。   千人离厂、孑然一身,然后重新寻找自我,那将是一幅怎样揪心的景象啊!此时此刻的李南,已倾尽所能,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职代会!这是职工维权唯一也是最后的平台。但是,任他千般奔走,万般呼吁,职代会最终也没开成。工厂被硬性转制,近千职工没了退路,只有携起手来,开出厂里的几十台卡车,打出要吃饭、要民主的标语,聚到市委办公楼的大门口。作为工会主席的李南,自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这场事件的领导者。      难忘的会议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调查组迅速组成。魏益(化名),时任市总工会民管部部长,调查组成员,调查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回首10年前的那个春天,满头白发的他仍感慨不已,“工会方面的态度十分明确,职工用这种方式表达诉求肯定不对,但机械厂对改制这样的重大事情,无视职代会,无视1000多职工的利益,才是这场事件的根本原因。可就在我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时,市公安局却发布了对李南的逮捕令,理由是违反治安条例。”   魏益和他的同事一面收集中央六部委,针对国企改制出台的所有文件,向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发放,一面找到某大报驻当地记者站的记者,以期借助舆论为李主席维权。   一篇关于李南该不该负刑责的文章,很快就出炉了,准备在这家大报的内参上发表。于是,4月17日那天,就“李主席该不该负刑责”这一议题,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召开了紧急会议,魏益是与会者之一。   “我们以中央文件为盾牌,立场十分坚定,改制不开职代会不行,工会主席为职工利益代言,虽然方式不当,负有责任,但不该是刑责。但主要领导站在全市国企改制的大格局里,自然有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考量,还是主张刑责。两种意见对立严重,火药味很浓。这时,我们抛出了那篇文章,说此文若在大报内参上登出来,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各位领导要有心理准备,要想好应对的办法。”   说到此,魏益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这话起作用了,它为几位在改革前沿热血澎湃的领导,打了一针镇静剂,让他们冷静下来,理智起来,意识到职代会在国企改制中的关键作用,意识到没有职代会的改革成本,他们承受不起。”   李南没有负刑责。半个月后,机械厂在市总下派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职代会,改制方案被否决。一个月后,经过多方协商,机械厂第二次召开职代会,职工同意工厂改制,但职工一个也不买断,而是变身为合同制职工继续工作。买方接受了职代会意见,改制随即顺利展开,整个事件历时两个月。   “当时的某些领导,在认识上有个误区,一提职工权益,就是反对改革。可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支持改革的。他们要求不高,让他们吃亏,甚至作出牺牲都行。但你不能让他们不知情、不讲话,不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而开职代会恰恰就是知情说话、互相协商的最好方法。”魏益边说边翻开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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