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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作文教学一字之师 　　叶圣陶先生曾说：“语言的发生本是为着要在人群中表白自我，或者要鸣出内心的感兴。顺着这两个倾向的，自然会不容自遏的高兴的说。”这里的“表白”与“鸣出感兴”都是源自“我”，源自“我”的本心，如果你无感兴要鸣，又不想表白什么，那你大可“缄口不语”。写作其实也具有同样的道理可循，你倘若没有思想要表达，没有自我要展现，也没有什么可感兴的，自然就没有一吐为快的兴奋，既然如此，那就不用写什么。如果这时被勉强去写，那么必然会如叶圣陶所言是一种“无聊又无益的事”。 　　我们的作文课也应该是每个学生都可以写自己想写的，写自己高兴写的；我们的作文课应该是能摆脱应试的束缚，题目的限制，给学生一个“蓦然回首”，体味心中积蓄的机会，学生的个性、自我，可以尽情地在这写作空间舒展和泼洒。而在当前这种预先设定题目的情形下，学生的写作空间极为有限，为文造情，屡见不鲜，学生为赋新文强说愁，如是出现了“高中生不如初中生写的真诚，初中生不如小学生能说实话”。更为严重的是在应试教育下，作文似乎变的有规律可循，有方法可依。甚至有学生专心研究阅卷老师的心理，总结出“文章不能写得太含蓄，要开门见山，闪光点放前面”等应试宝典，作文成了四平八稳的新八股。作文教学的功利主义愈演愈烈，变得只重结果不看过程，似乎所有的作文课只是为了考卷上的一个题目。作文课成了应试训练课，成了锁住学生心灵的桎梏。个性的发扬，显得微弱与渺茫，学生的心灵在这方本应高歌的天地沉寂了。 　　新课改的实施，给了我们重新审视作文教学的机会，我们已经意识到作文课不是写作方法的训练场，更不是考试的附属品，而是学生个体生命体验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对作文教学，大多是从立意、结构、语言、思路等入手，这本没有大错，可这些已被教条化了，成了写作教学唯一传授的东西，因而牵动着作文也随之模式化了，作文的模式化可怕，但导致心灵的模式化更可怕。学生在问题面前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用提什么创造力了。 　　最近在《麦加菲读本》上读到一篇名为《苏西的作文》的文章。是说一个叫苏西的女孩怎么也写不出一篇十二行的作文，她对着三个题目：“时间”，“自制”和“勤奋”。写下了：“时间是短暂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充分利用时间。”“自制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做任何事情都要很勤奋。”这就是她所能写下的所有的句子。从这里不难看出，这时，小作者如在牢笼之中，被题目紧紧地束缚住了，这些题目和她当时当地的生活没有发生联系，作者对此也毫无情趣可言，勉强挤出的文字干涩而没有生命力。此时，母亲见状对她说：“你没有开好头，你是在尝试着写自己根本不了解的题目。去花园里玩吧，半小时后我叫你。”当她再次坐到桌前时，她的母亲并没有逼她完成未完的题目而是说：“看看窗外，写下你对看到的东西的想法。”这位母亲看似质朴的话语，其实为她的写作创造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此举与清朝王筠 “先放后收” 的作文教学法可谓异曲同工：“做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y跳咆?_，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王筠《教童子法》）在学习写作时，“放”――鼓励学生大胆自由地创作，减少束缚和规矩，使写作在情境中自然展开，而不是硬性规范和压制，必然会有自然流露的文字。文中，苏西最后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看到一朵云彩，高高在上，像一艘大轮船航行在蔚蓝的海面上。若是它不会让我眩晕的话，我真想坐在云彩上。绿色山丘的山尖上镶着金边，看上去像披着金色的外衣。我可以看到远去的河流，看上去非常宁静，尽管我知道它正飞快地奔向大海。” 大胆地“放”使作者自然写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就有了优美的情感，生动的语言。当我们重新审视“先放后收”这一传统的写作教学理念，“放”这一看似简单平淡的字却可以给写作教学赋予新的生机和活力，可谓是一字之师。那么写作教学究竟要“放”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内容： 　　首先“放”出“自我”，写作教学要鼓励学生个性化、创造性的自由表达。作文是精神独创的结晶，没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的体验，就没有生命。教师使每个学生都了解写作其实并不是烦恼与痛苦，而是美丽有意的，他们写作的过程是在赋予冰冷的文字以生命，同时又在提升自己的生命。这种文字与生命的碰撞必然要求写作必须是“我”的体验，“我”的感情，“我”的思想。苏珊?朗格认为：当某种感情被完美地表现出来时，我就说这件艺术品是优秀的。当某种感情未被完全表现出来时，我就说这件艺术品是粗制滥造的；当一件艺术品未表现出任何感情时，我就称这件艺术品是低劣的，作文也是艺术品，只不过它的原料是文字。在鲁迅的文章里，我们看得见他的嘲笑，听得到他的唏嘘，情感无须躲藏，露出“我”的气息，那本是生命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