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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与言教学取向与策略 　　文言文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学好文言文就握有一把打开民族文化宝库的钥匙,不仅可以领略璀璨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使民族文化的血脉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同时,由于古今汉语的血亲关系,学习文言文对促进现代汉语的学习也有显著作用。所以,基础教育中的文言文教学理应得到重视,而实际上,近年来文言文在教材中的分量也有增无减。因而,研究文言文教学的取向和策略,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其教学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课程目标为依据,确定教学取向 　　文言文教学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它究竟教什么?“但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而实际上,正是这个人们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暗地里将中学文言文教学引入重重困境。”[1]教什么无非包括“言”与“文”两个方面。“言”在这里,特指文言文独有的语言现象、规律,也就是所谓的文言知识(含文字知识)。“文”有两层意思,一是有关文章的知识,如写法、篇章、体裁等;二是人文内涵,包括作品的思想、情感、主题和文化意蕴等。处理“言”与“文”的关系即文言文的教学取向。 　　1. 教学取向的偏执与摇摆 　　长期以来,至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言文教学偏执或摇摆于“言”与“文”之一端。新一轮课改之前,大多以“言”为主。只要在期刊网中输入“文言文”仨字,搜索到的关于教学的文章,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讨论文言知识的教学,诸如文言实词、虚词、句式的教学,或将古文译成白话文等。这种以“言”为取向的教学,现在并未销声匿迹。“在更多的日常教学中,即那些没有被放大的日常课堂中,却常常是按照惯性教学,仅仅从‘言’的知识进行传授,进行所谓的‘串讲’。”[2]但随着新课改的推进,“人文性”在语文教学中“攻城略地”。在高扬的“人文大旗”下,“文言教学树人为本”的呼声渐起,对于见“言”不见“文”的教法的反思和批判频现于报刊:“文言文的教学实践过分拘泥于‘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使得文言文的教和学都斤斤计较于一字一词一句和译文的得失,‘小家子气’十足”“从根本上剥离了文言文学习的‘生态环境’”[3]。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见“文”不见“言”现象开始出现,“不管什么类型的文言文,一概上成一统天下模式的‘讲读课’”[2]。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有些教师突出教“文”时,并未完全忘记教“言”。如,“文言文教学,应当在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领悟文章的主旨意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从而获得某种独特的文化体验,感受到淳厚悠长的古文化的韵味”[4]。在这样的教学中,教师的确也教“言”,但它不是教学取向,而只是为教“文”而扫除障碍,是教“文”的附庸,为教“文”服务而已。 　　2. 课程目标决定教学取向 　　在“言”与“文”之间如何抉择?不少人都在引经据典,严密论证,苦苦求索指点抉择的明灯。其实,无须舍近求远,日常教学的纲领性、指导性和具有“法律性质”的文献――课程标准,就可拨云见日,指点迷津。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提出:“能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5]换言之,文言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那么,我们能从中获得怎样的指点和启示呢? 　　首先,见“文”不见“言”非文言文教学的正确取向。阅读能力的构成要素,尽管说法不尽相同,但公认的是,认读能力即认识并读出字、词、句的能力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理解能力是阅读能力的核心要素。理解能力的第一层次就是正确地解词、释句的能力,即把握文面之义的能力。 　　掌握文言知识是完成阅读的前提。文言实词、虚词、语法结构等知识是阅读浅易文言文的源头之水。叶圣陶先生就说过,对于初学文言的人,“他们还没有习惯根据文言来思想,对着根据文言来思想的文言,只觉得到处都是别扭似的。消除那些别扭须做一道转化的工夫。根据咱们的口语是怎么说的,文言就该怎么说,要一点―滴的问个清楚,搞个明白;反之,自然也知道根据文言是怎么说的,根据咱们的口语就该怎么说。这就是转化的工夫。转化的工夫做到了家,口语与文言的距离就消失了。遇见文言就可以根据文言来思想和理解,与平时根据口语来思想一样。其实这时候已经多熟习了一种语言(文言)了,正同熟习了一种外国语相仿”[7]。 　　有人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文言文教学应从优秀的古籍中挖掘人文内涵,用民族的智慧、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精神对学生实施教育,因而,视文言知识的学习为可有可无。须知,文言古籍中的人文内涵,大多在优秀的现代白话文就可以找到。至于文言古籍的表现手法、章法等,一般也不会高于优秀的现代白话文,因为写作艺术总是在继承中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是主旋律。罔顾文言知识的学习,也就可以取消文言文教学本身。也有人认为,现代社会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文言典籍的现代白话译本或译文可以轻易找到,借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