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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梦背后思考 　　 　　【“权力梦”背后的思考】田建民在《作品与争鸣》（2002年第10期）发表如题文章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领衔人物谈歌，在2002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城市传说》，再次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关注现实的热情，并以其敏锐而独特的感性体验和超前的理性思考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和震撼。《城市传说》的整篇故事是围绕袁家梁要当市长（后来改为让他的侄子去竞选市长，而他做幕后操纵的阎恒元）来展开。为了竞选，动用了电视台、报社等宣传工具；对上级内定的市长候选人许行副书记造谣诬陷，使之自动退出竞争；计划贿赂每一个参加选举的人大代表；并且还搬出外国资本家巨头汉顿以给A市5亿元美元的巨额投资来要挟省市领导……并且自以为得计。自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是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不是日伪时期，想用5亿美元来逼迫市政府换班当然只能是痴心妄想的权力梦。不过，在这个权力梦的后面，民营企业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随着他们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分享权力”的梦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沉思的问题。作者以自己的魄力和超前的理性思考，用小说的形象化方式反映出这一问题，这是这部作品的最突出的价值所在。 　　 　　【林语堂与周作人的不同】王兆胜在《人文杂志》（2002年第5期）发表文章认为，林语堂、周作人二人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以及性情癖好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承继性。如果说周作人是林语堂的“亦师亦友”这个概括也并不为过。但二人在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上面又有明显的不同。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周作人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他的性情过冷、过苦、过涩；而林语堂则有着乐观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性情是温和的、醇厚的、通俗的。二是周作人的文章往往厚实和徐缓有余，但空灵和放逸不足，尤其缺少浪漫主义的风光流韵，在此林语堂给以很好的补充。虽然，周作人也讲言志，但他的文体往往如老年人那样有功底、有韵味，也很结实和宁静，但却缺少林语堂那种气势、灵光和青春品格。还应注意的是，林语堂与周作人的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中亦包含了极大的不同性，这里主要是林语堂比周作人更自觉、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也更细致了。也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周作人是涉及到了，而林语堂则将之发扬光大了。也可归结为，如果没有林语堂将那些思想、观念进行更为详细、深入、系统和生动的阐发，周作人具有种子式的提法也可能很快被时代的浪头和人们的批评淹没了。因此，林语堂对周作人既有共感共鸣，又有继承、发展与深化，还有突破和创造。 　　 　　【实践观哲学视角的世界观】雷龙乾在《人文杂志》发表文章（2002年第5期）《世界观中的实践与实践观中的世界：两种哲学观的比较》认为，对世界观与实践观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两种观点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世界观哲学的理解，另一种是实践观哲学的理解。这两种观点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自我定位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实践观哲学视角的世界观认为，实践观哲学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方法理论，而是一种哲学观。这种哲学观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是（广义的）实践观科学，所有具体哲学体系、哲学问题（包括世界观问题）的根本理论意义正是在于它们都是（广义的）实践观科学的理论要素。作为一种哲学观的实践观哲学具有非常充足的理论根据和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其实践性，它的根本意义，在于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哲学是一种实践观的科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次，实践观哲学作为哲学观反映了历代哲学家对哲学事业的集体定位，提示了哲学历史上各种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再次，实践观哲学实际上更为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人类文化对哲学学科的期望或定位原则。 　　 　　【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鲁枢元在《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发表如题文章指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出现过三种知识系统：神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或曰：活力论、机械论、整体论。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话语方式、学科形态。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后登场，这次文学理论的“转移”，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文学批评的“时代性转移”。这次转移将为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提供一次“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艺术精神本来就是与生态精神休戚与共的。生态批评应当是一种既自成系统又充满活力的批评。生态文艺学首先应当借鉴的是生态学的系统性、整体性、有机性、开放性，而这些又是自然界的属性、地球生态系统的属性。必须恢复“自然”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把“自然”作为生态文艺学中的一个基本的范畴。面对地球生态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危机，生态批评应当是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任和道义的批评，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