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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殷争辩思考中国体育该往何处走 　　编者按：广州亚运会期间，新华社记者杨明的系列文章，引发了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殷宝林的直接回应，随后魏纪中、黄健翔等人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各路媒体热议的“杨殷争辩”，这场辩论的焦点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份重视学术品位，追踪学术前沿，反映体育动态的刊物，我们邀约了6位老中青嘉宾参与《“杨殷争辩”的思考：中国体育该往何处走》的笔谈。诸位嘉宾对“杨殷争辩”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可谓见仁见智，究竟未来中国体育的走向如何，相信读者在品读6篇精妙的笔谈后，自然能得到答案。 　　 　　亚洲人的骄傲 　　熊斗寅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100061) 　　 　　记得刘翔在他获得110米栏奥运冠军时说过一句激动人心的话：“谁说黄种人不能拿奥运会田径冠军，我就要证明，我是奥运会冠军!”这句话大长了我们亚洲人的志气。从这个角度讲，广州亚运会的每一块奖牌是亚洲运动员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亚洲各国、各地区政府和体育组织长期培养的成绩，同时也要看到这是我们亚洲人意气风发，急起直追的成就。我一直认为，亚运会是亚洲运动员显示实力的平台，是亚洲运动员的盛大体育节日。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观念，亚运会是亚洲人的亚运会。所有运动员的成功和胜利都是属于亚洲的。我们只有运用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来衡量，才能清楚地理解举办亚运会的意义。《奥林匹克宪章》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所谓“没有歧视”和“公平比赛”就是各国、各地区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派出最好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否则就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我们也非常熟悉国际奥委会提倡的“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和“参加比取胜更重要”的口号。这两句格言和口号似乎有点矛盾，其实它们是辩证的统一。前者是要求运动员以不断向上的精神来攀登高峰，而后者是鼓励所有运动员踊跃参加，因为没有参加就谈不上取胜，取胜者是极少数。但所有参加者都会有收获，而不是仅仅盯住奖牌。事实上参加就会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这比奖牌更珍贵。过去北京市体委主任林炎志有一段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得奖的荣誉和欢乐是浅层次的，不用多久就淡忘了。而运动员受到的教育和鼓舞是永恒的。”这是对奥林匹克运动和高水平竞技体育的正确理解，我很赞同。相反，北京亚运会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看到一本当地出版的杂志封面上有个标题：“不要陪太子读书”，是说香港运动员水平不高，参加亚运会干什么。我只能说这位作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 　　竞技体育，特别是高水平竞技体育是以竞赛取胜为目的的体育活动，这是普世的共识。可以设想，如果背离这一目的，竞技体育就缺少动力和失去魅力。大家可曾记得，在“文革”期间出现过一个响亮的体育口号，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当时非常盛行。它的背景就是当时我国乒乓球水平较高，为了贯彻所谓“革命外交路线”，在和亚非国家比赛时要让球。当时还提出一个原则，要求运动员“胜之不武，让之有德”，也就是说让球还要掌握分寸，不能被对方识破，这简直是太勉为其难了。可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中央下令只能拿团体冠军，单打冠军要让给朝鲜，不料这个指示没有传达到位，结果单打决赛郗恩庭赢了朴信一，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不仅国家体委要检讨，而且还派了一位副主任到朝鲜去负荆请罪。现在看起来十分荒唐，文革期间这类荒唐的事情还少吗?我1988年在香港参加国际比较体育学术报告会时，英国学者罗宾?琼斯在他报告的论文中批判了中国实行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他认为这是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错误口号，不符合Fair play的精神。他还引用了卡宁在1978年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是想利用体育在国际政治上的一种欺世盗名的做法。”在北京亚运会前夕，一次偶然的机会，国家体委领导问我这个口号和奥林匹克运动提倡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有何区别，能不能继续宣传和引用。我经过查考档案，发现这的确是文革的产物。同时我认为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讲的政治与体育的关系；而“参加比取胜更重要”是讲的体育与体育的关系。既然我们对文革要拨乱反正，国际上又有很不好的反映，当然应该废除。虽然后来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正式文件中就不用了。 　　还有一层意思也需要说明，体育竞赛是人类对自然的挑战，所谓破纪录，实际上就是向人类极限一步步迈进。人体应该说是有生理极限的。但人类由于自身的发展与环境的改善，极限不是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把运动成绩看成是人类共同向极限冲击。古代奥运会就非常尊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优胜者给予橄榄枝的桂冠，并给予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