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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闻不断传播学分析 　　“丑闻”取代“美谈” 　　 　　众所周知，走向市场后，我国“有些传媒的本质发生了转变，它的最高使命已经不再是承载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权和社会的政治动员的工具，而成为在市场上昼夜不停运转的印钞机”①，这些新闻媒体把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摆在了首位，把发行量、收视率和点击率看得远比媒体的社会使命重要。于是，在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上，他们由强调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转向强调新闻的商业价值，转向强调卖点和对受众眼球的吸引力。 　　在信息爆炸和媒体饱和时代，最稀缺的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这些媒体深知，在竞争激烈的媒介市场，能捕获最大多数受众注意力的是令受众震惊的反常新闻和给受众强烈感官刺激的“丑闻”，也就是美国大众化报纸《纽约太阳报》原采编主任瓦利克尔所说的“建立在三个W―――即女人（women）、金钱（wampum）和坏事（wrongdoing）的基础上，与性、金钱和犯罪有关的新闻”；或者如另一家美国大众化报纸《阿契生市环球报》原主编爱德华所说的“能让女人喊一声‘哎呀，我的天呀’的新闻”。如果说，十几年前，我国新闻界大多数人还认为“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是错误的新闻观，那么现在可以说，许多新闻媒体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看成至理名言了。南方某著名的都市报就曾公开宣称，要实践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办报语录“提高报纸发行量很简单，那就是降低报格”②。李希光教授在《畸变的媒体》中也指出，“丑闻是当今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最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因为“报道丑闻毫无疑问将会极大地刺激大多数人的胃口”③。“坏事就是‘好消息’，丑闻就是‘好新闻’”，已成为许多媒体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新准则。 　　于是“坏人坏事”取代“好人好事”成为一些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丑闻取代“美谈”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例如，2004年新华社重点推出的“当代工人阶级的典型―――许振超”，尽管人物事迹感人，而且富有时代精神，但新华社记者林红梅痛心地发现大多数都市媒体无动于衷：“许振超的稿件播发后，记者每天早上购买一些都市类报纸，但没有一家登载许振超的新闻。”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把自己与十多个男人上床的经过以性爱日记形式详细公之于众的木子美，却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成为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对象。 　　虽说“女（男）人不坏，媒体不爱”，但媒体真正爱的是还金钱。在追逐和“贩卖”丑闻中，媒体因此大获其利，有的赚了个钵满盆满。有人甚至撰文称：“一家网站靠炒作新闻间接可以收入数百万元，一个张钰‘性交易’丑闻频爆，恐怕可以间接拉动上下游产业”⑤。 　　越轨者的谋利用意当今社会是个媒介化的社会，新闻媒体成为人们日益依赖的了解社会的窗口。那些被媒体突出报道的对象，无形之中就在受众中赢得了名声。在美国，有一句话家喻户晓：“不上电视的新闻不算新闻。”甚至，能不能当上总统或议员，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候选人在媒体上的曝光度。同样，在当今的中国，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名人，一本书能不能畅销，一部电影能不能热卖……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再平凡不过的人，一旦有幸受到媒体的垂青，特别是受到媒体的轮番轰炸和反复曝光，也可“暴得大名”。而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名气就意味着受众的关注，就意味着能获得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就意味着财富。那些影视明星、名主持接二连三地出书，大把大把地赚取钞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早有学者指出，对于缺少权力、没有知名度的普通人来说，他们是很难接近媒体、进入媒体视野的。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媒体看来，是无足轻重、没有多大新闻价值的，“除非他们的活动产生了社会的或道德的无序状况的新闻时”⑥。也就是说，除非他们严重违反社会的重要规范，做出越轨、出格行为，成为越轨者时，才能成为新闻媒体聚焦的对象。而在犯罪、违法、违纪和背德违俗的这些越轨行为中，显然，破坏和背离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的行为，却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也是当今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市场化新闻媒体最热衷报道的。 　　一些急功近利者正是摸准了当今媒介市场的这种供需规律，于是主动迎合媒体胃口，以违犯现有社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为代价，争相制造“丑闻”或贩卖“丑闻”，来获得媒体的关注，从而谋取名利。比如，一个文学青年的小说还只写了两万字，就在长沙最繁华的街头裸奔，后又到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再度裸奔，一时成为全国媒体的聚焦点。当然“裸为该作家确实带来了些名气”，事件的策划者张一一事后承认，“如果他不这样剑走偏锋的话，也许他将一生碌碌，永远都无法获得主流的认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永远都无法出名”⑦。 　　这些人或者“裸”，或者“露”，或者主动曝光自己的隐私，自然是因为“有回报”。木子美曝光自己和众多男人上床的隐私后，一举成为媒体的“宠儿”、追捧的“明星”，不但从网络媒体赚取钞票，甚至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