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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宪草工具性及宪政反思 　　摘要：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法的价值判断一直停留在“法律工具论”上，“五五宪草”作为中国在20世纪初的探寻党政之路的一次尝试，同其以前历次宪法一样，也没有走出工具性宪法的历史窠臼。本文从“五五宪草”制定的背景、过程及其内容等方面来分析它的工具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于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价值。 　　关键词：五五宪草　工具性　反思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1)01-0189-02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法律仅仅意味着统治人民，法律的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而非个人的自由权利。而法律工具主义在政权更迭频繁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近代中国体现的更为复杂，自清末以来的宪法不但被视为救国安民的法宝，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宪政追求的功利主义倾向明显，历时三年，七易其稿的“五五宪草”亦没有走出工具性宪法的历史窠臼。本文将对其工具性予以分析和总结，在反思的过程中寻找当代中国宪政的出路。 　　 　　一、从“五五宪草”的制定背景看其工具性 　　 　　“五五宪草”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在国际形势方面，1929年暴发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冲溃一战以来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苏俄曾经于1929年侵犯中国东北日本为了转嫁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威胁和社会危机，并确立其在远东的霸权，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又发动了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从国内形势来看一方面，南京民国政府建立后，名义上为统一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由于地方分立主义千方百计与中央政府对抗，使其难以在全国推行其政令、军令。从1930年至1933年，反蒋派先后在北平、广州和福州等地组织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及其他一些政权机构，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对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际上是半独立性的政权机构。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沦陷，从而引起各界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强烈不满，出现了要求民主、实行宪政，以推行抗日斗争的民主宪政运动。面对多方面的压力国民党当局决定制定宪法，促成宪政，“五五宪草”也就是在“消弭内难，抵御外辱”这一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显而易见，“五五宪草”的工具性即表现在解救民族危难和维护统治秩序方面。 　　 　　二、“五五宪草”的制定过程中工具性的体现 　　 　　“五五宪草”的工具性在其制定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个过程中，立法院一部分制宪人士也曾为制定一部遵循孙中山遗教的宪法做出尝试与努力，但是宪法的内容也是最终是由国民党中央决定的，立法院得要看国民党中央的脸色行事，仅仅察承其旨对宪草进行重大修正，可见国民党将制宪权牢牢控制在手中。从“五五宪草”的起草过程来看，宪草完全是秉承蒋介石国民党的旨意制定出来的。宪草制定工作结束后，蒋介石还授意立法院长村科发表讲话，“决不能说宪法一经公布，国民党就不能参与政权，到那时我相信国民党必能受全国人民的拥戴，一定可以更加稳固”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的委员长孙科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全部草案的完成，完全是根据中央的决议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的。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制宪是一种欺人之谈，所谓的宪政和还政于民，根本只是一种幌子。 　　 　　三、从“五五宪草”的内容看其工具性 　　 　　“《五五宪草》”在起草过程中，曾经在报纸上公布草案的初稿及修正案，供社会各界讨论和发表意见，然而这种民主样式国民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也只能是形式而已。相反，借助于宪法不仅确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且将总统蒋介石推上了独裁的合法宝座。例如，在总统与五院的职权划分中，总统不但有超越“五院”的权力，而且还把握有无需经过中央政府集体决议的一切权力。与此相对应的国民大会的权限不断缩小，而且取消了国民大会弹劾总统权，使得总统的权力无所约束。当时法学家陈茹玄便批评说：“其召集五院院长会议，解决各院间争端之规定，更使总统成为五院之重心。至其统帅陆海空军之权，不受法律之限制且必要时可以发布紧急命令，及执行紧急处分，虽有终年不闭会之立法院，亦无须事先争取同意。在过渡时期，又有任命半数立法委员及半数监察委员之权，政府大权，可谓已尽量集中。其集权趋势，实超过现代任何实行总统制民主国家。 　　另外《五五宪草》虽然对于人民权利作了一系列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身体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或处罚；人民有居住之自由，其居住处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人民有迁徙、言论、著作、出版、秘密通讯、宗教信仰、集会结社之自由，非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