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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法理问题浅析 　　【摘 要】 本文从法理的角度，分析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新），认为新《规定》的制定是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体现了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新《规定》更加注重学生权利的维护，更加明确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了高效管理中法律依据不明确或者行为特征不确定的处分规定，确立了学生权益救护制度。同时指出《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新）存在的缺陷，以及改正的措施。 　　【关键词】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正义 　　 　　一、新《规定》的修订背景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社会高度开放、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大学生作为时代最为活跃的一分子，是最能体现时代特征的群体之一，在现有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社会主体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而与之相伴随的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高校自费就学、自主择业的变化，使得原有的高校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与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歧甚至冲突，最突出的表现是近几年来，高校法律纠纷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高校作为被告被自己的学生推上了被告席。为何高校内部管理事件会频繁的成为社会公共事件进入人们的视野，为何“庄严的象牙塔”会面临学生为寻求公正的审判？这不得不引发学校管理者的思考。随着法治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和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在“依法治校”思想的指引下，2005年3月29日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取代已经沿用15年的旧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 　　新《规定》更加注重学生权利的维护，更加明确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取消了高效管理中法律依据不明确或者行为特征不确定的处分规定，确立了学生权益救护制度。从社会意义而言，新《规定》是贯彻“公平与效率”原则的践行者；从法理的角度，新《规定》的制定是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体现出高等教育中正义与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二、新《规定》的实体正义 　　 　　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Rawls）认为实体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的实质原则是什么。 　　随着自费求学、自主择业成为高校管理中的基本模式，原有的高校管理模式中高校与学生间单纯的行政管理关系已经逐渐向越来越明显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发生转变，学校不单是根据法律授权对学生进行管理的，学校与学生还形成了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从法理上讲，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校和学生处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地位，共同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在这种角色的转变中，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应该重新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学生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是什么，正确认识这两种法律关系。为此，新《规定》根据新的情况对旧的规定内容进行了调整。 新规定确立了法律和教育法规中学生合法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内容，并用专章明确了学生管理所享有的6项受教育基本权利和应当履行的6项基本义务，为学生和学校正确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 　　新《规定》的学生违纪处分和处理标准相比旧《规定》更加明确清晰，新《规定》取消了在旧规定中法律依据不明确或者行为特征不确定的处分规定，代之以明确法律依据或者行为特征比较清楚的、易于判断的法律标准、纪律标准、学业标准、疾病标准。这些标准的订立有助于避免学校处分行为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新《规定》还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从尊重人权角度出发，取消了与目前基本法律不一致的特殊规定。例如，国家教委1990年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3条、第35条规定：“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并且被退学的学生，均不得申请复学。”而我国现行婚姻法有关“结婚”的规定为：“我国实行婚姻自由制度；只要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婚龄，又符合其他法定结婚条件，要求结婚的，婚姻登记机关应予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干预，也不能擅自提高结婚年龄标准。”这两个法律规范，婚姻法为上位法，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为下位法，根据法律的位阶原则，下位法应符合下位法的规定，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部分无效，所以在涉及结婚的特定问题上，前者应该符合后者，而原《规定》明显与婚姻法相抵触，在新《规定》中得到了纠正。 　　此外，新《规定》还取消了以往在大学生处分中经常使用的“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等道德评价标准，用法律用语来取代容易引起歧义的道德评价，从而使学生违规行为的界定更为准确和公正。 　　 　　三、新《规定》的程序正义 　　 　　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除保证所依据条例的公正外，也应追求程序的正当性，只有通过正当的程序有效地控制管理过程，规范权力的运行秩序，使权利的行使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才能避免管理运行的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