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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织结构主义解读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思维、社会形态中，阴阳二元论和类似“逻各斯”的天、道、君父观底蕴深厚，笔者因此以为结构主义对解读中国古典小说、神话、传说等文本特别有用。限于篇幅，本文仅从符号矩阵和叙事两方面对《促织》作结构主义解读。 　　一、《促织》的格雷马斯符号矩阵 　　按上图格雷马斯矩阵，笔者对《促织》作如下表示。 　　从上图矩阵中可以看出，成名、官府、促织（儿子）、虫（包括蟋蟀和游侠儿等）是故事的基本要素。“官府”包括天子、抚军、宰令、猾胥，天子是核心。把游侠儿、巫婆、村中少年好事者归入“虫”“非人”与蟋蟀和鸡并列，是因为他们虽是人，却成了“他虫”；与此对比的是，成名儿子虽身化促织，却有人性。矩阵中，上下左右及箭头两方皆成对立或矛盾的二元关系。左方的特点是痛和爱，代表良善；成名对儿子、对儿子幻化的促织的爱，儿子对成名的爱，都伴随着痛苦，而且儿子（促织）的痛苦是成名看不到的。右方的特点是淫和乐，代表邪恶；即使有对促织的“爱”，也属淫乐，是邪恶。 　　在左方与右方、下方与上方的对立或矛盾中，前者是匍匐性的弱小，后者是压倒性的强大。上方对下方、右方对左方处于统治、主导地位。左方代表人性，但人性被挤压摧残，奄奄一息。右方代表反人性，位高者贪婪暴虐，位下者谄媚奉迎、无赖流氓。矩阵的整个下方从属于上方。左下方成名的儿子也是因为父亲的训斥而投井的，从属于左上方的父亲。右下方“虫”的“非人”性与右上方官府的“反人”性有程度、性质的不同，同时非人性由反人性造成；没有了官府，各类蟋蟀、地痞流氓、装神弄鬼者、好事者，都失去了依据。 　　促织（儿子）与官府的对立决定着情节的走向，虽然它从属于成名与官府的对立。成名在“反人”官府和“非人”虫的折磨下，惟思自尽；促织（儿子）的出现及善斗，让成名大喜惊喜；促织（儿子）赢得了“反人”的官府，打?×恕胺侨恕钡某妫?这是情节转折的关键。成名备受折磨不是悲剧的顶点，悲剧的顶点是儿子的灵魂化为促织与虫拼命相斗，成为玩物。非反人的促织（儿子）与反人的官府才是两个“源头”要素，非反人更能代表人性。官府是一切邪恶的根源，天子则是根源的根源；促织（儿子）是一切活力和希望的根源。矩阵中的一切要素、所有人的命运由天子决定，而天子是“反人”邪恶的，则人的命运永远是悲哀的。促织（儿子）是活力希望的源头，但所有其它项都与其对立或矛盾，包括父亲成名。轻捷善斗的促织是魂灵、是幻化的、是玩物，这表明，活力、希望皆不存在，若要存在，必以魂灵幻化的方式，必以玩物的身份；人性存在的方式是服务官府，被其娱乐，满足其淫欲。在此，人性被玩弄，尊严被践踏，连生存权都要以屈辱换得。 　　小说结尾虽是论赞，也构成了结构主义式的二元对立：天子、官吏与民；人与鸡犬。“天子偶用一物”“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揭示了官僚系统的暴虐，概括了百姓的苦难。“天将以酬长厚者”，点出若有“酬”民，也是“天”而非“天子”和其官僚系统。鸡者禽也，犬者兽也。“人”与“禽兽”的对立，可以作为矩阵中“人”“非反人”与“反人”对立的概括。 　　从《促织》故事整体特别是结尾来看，矩阵中对立的各项又达到了统一，统一于“反人”中的“天子”，天子是《促织》故事的逻格斯。“人”“非反人”不仅屈从于“反人”，而且趋于、进向“反人”。“岂意其至此哉？”似乎说明成名对“以促织富、裘马扬扬”的坦然接受。“人”趋于、进向欺压摧残玩弄他们的对象，人性趋于、进向邪恶，这类似于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这使得《促织》有了“人”趋于、进向“反人”的深层结构。 　　二、《促织》的叙事 　　（一）叙事者与史家、作者的融合与分裂 　　《促织》文本的叙事者与“异史氏”（类史官）、“作者”融合。开头和结尾主要是叙述者融入作者、作者又融入史官，中间部分主要是叙述者融入作者。 　　叙述者融入作者又融入史官，使《促织》开头有纪传的笔法，虽是传奇，却让人相信是纪实。应注意的是“史官”的春秋笔法，它在叙事学中属于“功能层”。《促织》开头的功能单位，抵消了结尾“异史氏曰”中“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的托词，使“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成为反讽。“尚促织之戏”之“尚”、“岁征民间”之“岁”，叙述天子淫欲之盛炽、行为之荒唐、征用之经常，绝非结尾所述的“偶”“忘”，那么“定例”就本是天子而非“奉行者”所为，那么天子对于“民命”从来就是“忽”的。 　　人们多以为刺贪刺虐刺天子与因果报应、为天子开脱有“作者”前后的矛盾，这说法似乎不妥。首先，开头和结尾部分是叙述者、作者中掺入了“史官”，即使有分裂也是“史官”与作者、叙述者的分裂，是“史官”前后的分裂；其次，“史官”的责任感和写作目的已被开头“史官”的叙述抵消，我们更愿意认为这种“矛盾”连同所谓的“因果报应”是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