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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惨案宗教意义 　　2010年的4月10日，波兰的全部政治要人在飞往俄罗斯西部，为悼念“卡廷惨案”的遇难者时，遭遇了飞机失事。于是全部国家级的88位精英，包括波兰总统里齐?卡钦斯基在内，全部丧生。这是波兰国殇式的第二次灾难！第一次，是70年前的1940年春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指派苏联红军，入侵波兰，他们释放了被俘的士兵，但是将两万两千名以上的波兰军官和精英，押往苏联境内的卡廷森林进行枪杀。这段被掩埋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直到1990年4月，时任波兰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在访问苏联时，戈尔巴乔夫才承认了这桩严重罪行；1992年10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相关档案的副本转交波方。 　　2007年，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依达（Andrzej Wajda1926 - ）在他81岁高龄时，终于完成了他的宿愿，将“卡廷惨案”用故事片的方式公诸于世。他做到了，完成了，他的切肤之痛在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里、每一个细节中都渗透出来。但是，当我重新再看影片的时候，不仅看见了寒冷、残酷，我同时看见了，天主教信仰背景下的波兰，民间对于历史顽强的记忆，他们努力要让后人记住卡廷惨案的真相，要让后代了解历史的真相。 　　同样是表现二次战争期间的抗日战争影片《色?戒》，当我问起我的美国教授，他是怎么看待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一脸的不屑，一脸的迷茫。我说，是因为情色的场面太多的缘故？他不停地摇头。他问我，到底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中国人不去和日本人打仗，却是中国人自己在那里杀中国人？他又问我，为什么那个女孩要杀那个国民党，这个国民党的军官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一部抗战的片子，和日本人的斗争全部被推到了背景，可是中国人自己的互相杀戮成了整部影片的重要的戏剧冲突？至于那些情色的部分，他觉得完全不值得一谈。那么通过影片，我们最终得到的价值诉求，特别是抗战中，中国人身份是如何确立？我想把“军统”和“中统”在抗战中的情况先向他解释清楚，然后再说明共产党的抗战意义，可是我连“军统”“中统”的英文名字都说不清楚，更说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什么。对于所谓“中国人在那里互相残杀”，我就更加说不明白，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到底是什么样的面目，使得我变得比教授更加茫然。 　　而《卡廷惨案》让我看见的是波兰民族整体的骄傲，影片一开始，就将波兰的处境置放在一个既视觉又真实的历史场面中――一条钢铁铸成的大桥，波兰难民正在拼命迎着镜头跑来，出现字幕：1939年9月17日，难民们在逃离纳粹德国兵的追杀，突然他们在大桥的中间站立不动，只看见，大桥的对面又是一群人蜂拥而来，他们堵住了桥面，大叫着：“快跑，苏联人杀过来了！”这时候，将军的妻子乘坐的小车也开上了大桥，她对安德烈的妻子说：“拂晓的时候，苏联军队冲过边境，大家快回到克拉科自己的城市，无处可逃！”在小车的后景上，你会看见将军的女管家在那里为逃难者划十字。导演，已经开始在不经意的氛围里，埋伏下宗教在波兰人心中的位置。 　　一个场面，一座大桥，一个单纯的场景，就把当时波兰的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然后，瓦依达又用了一组几乎可称做经典的镜头，更加强烈地体现了波兰的痛苦：在苏占区，一个苏军战士把波兰红白两色的国旗，一下撕裂开来，红色的一半插在旗杆上，高高地戳在苏联红军司令部的门口，而白色的另一半，顺手拿来擦皮鞋；几乎是同时，德占区里的大学，被纳粹占领，他们不许波兰的大学教授自行制定教学和考试；安德烈的父亲――克拉科大学的教授，当纳粹通知他去学校开会时，外面逃难的场面，已经让你意识到时局的紧张，妻子让他不要去开会，可是教授说：我不能让校长一个人去承担这样的风险。于是，整个学校大礼堂里坐满了教授，但是纳粹在宣布，关闭了大学，将所有的教授们统统逮捕。1940年3月4日，妻子接到通知，教授因心脏病发作，在集中营里去世。现在，不用任何语言，你一定在为波兰人民的命运担忧和挣扎。即使在这么残酷的历史下，波兰人一直引以为骄傲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他们的民族里，没有出现一个波奸，这不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完成的，而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在上帝面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坚守。所以，直到今天，在波兰工会的大门前，那高高的十字架替代了一切雕塑竖立着。当年瓦文萨在宣讲的时候，他首先是对着它划十字。这是一个无人可以更改的仪式。 　　导演瓦依达的父亲就是在这次惨案中被杀死的，那时候他只是一个14岁的男孩，看着自己焦虑的母亲，就像影片中安德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在街头听广播，在那些被屠杀的名单中，找寻自己丈夫的名字。她们常常会因为发现没有安德烈的名字，兴奋得泪流满面。 　　第一次出现俘虏营，是安德烈的妻子安娜带着女儿找到火车站，那时候管理还是松懈的，他们还在波兰境地，没有被押解出国境线。在伤病员边上，是神父为他们祈祷，那时候，导演不断地用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