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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产业政府民间创新四重螺旋初探 　　摘 要：传统的三重螺旋忽略了社会民众或民间创新活动的意义，而引入“社会公众”变量的四重螺旋理论欲将创新螺旋引向价值层面的规范性探讨，就中国自主创新体系的构建而言，“大学-产业-政府-民间”范式的四重螺旋更具理论与实践意义，它不仅提出了人力资源禀赋大国的民主化创新趋势问题，还强调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创新活动与自上而下的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协同问题。 　　关键词：大学 政府 产业 民间 创新 　　 　　1.三重螺旋的内涵及其问题 　　所谓“三重螺旋”，是由美国的艾茨柯维兹（Etzkowitz）教授和荷兰的里德斯道夫（Leydesdorff）教授于1995 年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以“大学-产业-政府”伙伴关系为核心的一种创新模式，它既适用于国家创新体系层面，也适用于区域创新体系层面。其中，大学、产业与政府间的伙伴关系模式强调了产业、大学、政府之间通过组织结构与制度性的安排、设计等，实现三者间资源分享与讯息充分沟通的目标，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以达到三方共同受益、共同发展的目的。按照人们对官产学关系转变过程的研究与理解，官产学伙伴关系一般被划分为三种模型类型。第一种为官产学极权钳制模式，因为该模式中底层主创性即创新积极性被抑制而非被激励而通常被视为一种不成功的创新模式。第二种为官产学的纯粹自由放任模式，暗含的是彻底的自由放任政策，因而该模式中组织层面上是各自分离乃至这些层面的联系是极为松散因而是自抑的。第三种即为学界所熟知的大学-产业-政府型三重螺旋模式，该模式被认为包含了一种完备的创新环境，由大学衍生公司、公司战略联盟、学术研究组群、政府实验室等共同形成和保持。其创新生成机理来自于产业、大学、政府三者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共生关系，这种三方关系尤其强调其中任何两方的合作都不可能离开第三方的协同，否则不可能产生出最佳最有效的创新模式。因此，在一种区域或国家的创新系统中，只有大学-产业-政府三股力量凝成一股共同作用的力量才能共同造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效果，实现真正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式。最典型的成功案例莫过于象形成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内的硅谷、三角园、筑波科技城等的区域创新体系，这些创新区域往往被三重螺旋分析者视为具体的成功案例。 　　然而，因为在这种创新模式中，关于大学-产业-政府三者间的治理形式问题，最受追捧和倡导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由政府激励而非直接控制的――政府要么是通过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形式各异的财政资助，要么是凭借类似于美国的贝叶-多尔（ Bayh-Dole）法案，要么是引入像瑞典推介基金以促进创新为目的的新参与者等来实现鼓励创新的意图。如果大学-产业-政府三者间果真凝成一股被称为亲近创新的“三重螺旋”亲合力的话，还有一种具有亲近创新的亲合力量被忽视了。这股――第四股被遗漏的力量是民间创新，或者说是社会公众创新力量。有些学者（周春彦、埃茨科威兹，2006；刘元芳，2007）干脆提出了一种新的“大学-公众-政府”型的三重螺旋模式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产业-政府型的创新三重螺旋模式，并为之命名为可持续发展的三重螺旋，以此来表达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现象的关注和解决。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式中，虽然每一股力量都代表了一个“势力”，但却存在着一个主要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即三重螺旋中三方对创新的追求及其实现均以生产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缺少一种能够抑制和调整这种片面追求市场价值的力量，而关注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可以缓解传统的三重螺旋创新模式带来的社会问题，即可持续发展三重螺旋的价值取向在于抑制单纯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将社会公众引入到三重螺旋模型中，既缺乏实践意义又缺乏理论意义。因为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无论如何最终要通过政府力量才能发挥实际的抑制作用。考虑到三重螺旋模式是一种创新系统，不是引入公众来抑制创新，我们可以考虑将民间创新作为第四股力量引入到三重螺旋中，形成一种所谓的四重螺旋。这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力资源大国与大国经济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2.引入民间创新：基于四重螺旋的自主创新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了逐渐形成了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随着2006年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正式提出与实施，一种政府主导型的自主创新模式正在形成。因此，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三重螺旋模式基本上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政府推动型乃至主导型的。有的学者（王成军等，2009）则认为，中国政府在三重螺旋中的引擎先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情况当然是考虑到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特殊背景下，即作为后发国家。而在关于发达国家的相应研究中，其三重螺旋模式更多的则是企业在自为的承担起这个作用。因而，大家都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