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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决策层次分析 　　[关键词]“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治“左”转，国际孤立 　　[中图分类号]K27 D8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02―0095―04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是指导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根本原则之一。中国政府1995年对援外工作进行全面改革后，宣布“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周恩来1963年底1964年初在访问亚非十三国时提出的，具体内容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严重破坏了新中国经济，农业歉收，食品、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一些地方出现饥荒，甚至发生农民饿死的惨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却做出实行援外八项原则的重大决定，开始大量增加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援助，援外金额一度超过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和。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三个层次对这八项原则进行决策分析，以更好认识这看似与国内外形势相矛盾的八项原则。 　　 　　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对信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的新中国更是如此。李慎之先生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毛泽东外交决策的首要因素。他认为：“在看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的时候，至少在其初期，决不能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否则就无法理解。” 　　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以毛泽东、周恩来指导外交实践的根本原则之一。在毛泽东眼里，共产党人必须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觉悟，“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他曾把自己和纳赛尔、华盛顿做对比：“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1963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讲道：“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周恩来也是将“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列为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第一条，多次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发生论战，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主张的“和平共处”有不同看法，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总路线不能限于和平共处，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和平共处作为对外关系的总路线。毛泽东开始酝酿革命化外交，并撤换推行与各国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周恩来的外长职务。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毛泽东1958年后频繁会见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推广中国革命经验，支援反帝斗争，大量增加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他1959年2月会见非洲朋友时说，“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1960年5月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代表团时建议：“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还说：“作为你们的朋友，提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相信你们不会说我干涉你们内政。”革命外交的心态溢于言表。 　　随着中苏两党争论升级，在批判苏共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反帝和支持世界人民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当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