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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色彩淡化一种新健康观生成与实践 　　摘要：国内学术界目前还鲜有以医学社会学作为理论视角来探讨当下的医疗、疾病与健康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个村庄的调查材料，试图从医学社会学角度来讨论当地村民从新中国成立前至今“健康观”的变迁过程。通过新旧健康观的描述与对比，文章主要考察了新健康观变化的内容与动力。村民日益赋予健康以一种崇高的价值，健康观中原有的“工具性”色彩正逐渐淡化。由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新健康观生成的最大动力，而国家在其中的直接作用则非常微小。本文认为，健康观是观察现代化的一个角度，也是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个新窗口。 　　关键词：健康观　现代化　国家　“制造”健康　“恢复”健康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与学界关注的热点，但学界对于健康(涉及疾病与医疗问题)的研究多限于经济学(姚洋、高梦滔，2007)、历史学(杨念群，2006；罗芙芸，2007)与政策研究(葛延风、贡梦，2007；韩俊等，2007)等领域，鲜有以医学社会学作为理论视角来展开讨论的。而且，已有的绝大多数研究往往强调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严重性(韩俊等，2007；姚洋、高梦滔，2007)，却忽略了中国不同地区间发展的极不平衡性，同时他们也很少关注农民的具体健康行为，而总是笼统地强调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不健全的医疗体制制约下农民被动、无助的处境。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的健康日益关切。无论是保健品的热卖，还是健身热的蔓延，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农民究竟处于何种状态?我们在醴村发现，一种“新健康观”正在生成。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讨论：与传统的健康观念及相应的行为模式相比，在新时期，村民的健康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的内容为何?具有哪些特点?又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些变化? 　　本文所用的材料均来自我们在醴村的实地调查。醴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镇的东南。绍兴地区人多地少的现实造就了其悠久的小手工业与商业传统。改革开放后，醴村经济发展迅速。2004年，该村共有475户，1139人。2003年，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8518万元，其中工业产值811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9387元。全村90％以上的农户住上了别墅与新楼。2004年醴村所在的行政区兴建国家湿地公园，醴村除少量自留地外，全部耕地被用来种树，由此获得一笔资金，加上以转制电缆厂的股份作为基础，村里向每位老人(男60周岁以上，女55周岁以上)每月发放200元的养老金。 　　醴村目前可及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醴村距绍兴市区不过7公里，这使醴村村民使用市内的医疗服务非常方便。越镇本身有一个社区医院，负责医疗、预防、计划生育等多项任务，能处理一些常见疾病。 　　本文主要运用深度访谈、焦点团体和文献等方法。在醴村展开的长达4年的调查中，我们访问了百余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从事不同职业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村民，这使得我们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整个村庄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村民的健康观。 　　 　　二、文献回顾：现代化、国家与健康观 　　 　　Schulman和Smith(1963)曾讨论了美国一个西班牙语村庄村民的健康观念。依据他们的定义，健康观念乃是村民对何为健康状态的理解。但本文中的健康观不仅包括村民对何为健康状态的理解，还包括由此所导致的为达致健康状态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 　　现代化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的转变过程(吉登斯，2000)。上世纪20年代，R.S.林德、H.M.林德夫妇(1999)在中镇考察现代化过程时就注意到了当地居民健康行为的变化。他们在《米德尔敦》中展现了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保健行为并存且相互斗争的历史画面：一方面，中镇还有大量的“非科学医学”，即依靠巫医来治疗疾病，但这大多限于“生产阶级”；另一方面，“经营阶级”的家庭却珍藏着一些家庭医学手册，这些是现代西方医学在当时的集中成果。又如在同一街区，很多母亲都用现代方式来保护自身与子女的健康，但也有主妇拒绝护士的上门探视。不过，无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角度，中镇人对健康的关注较之1890年时已有显著的提高(同上：505)。换句话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 　　在技术乌托邦主义、消费主义与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健康被赋予了日益崇高的价值，健康意味着“正常”。人们想方设法来制造、保持和恢复健康，然而最后得到的只是“健康的海市蜃楼”(Turner，2004：64)。成令方等人(2004)对台湾男性泌尿科的研究则为此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注脚，他们发现医疗化使男性产生了“永葆青春”的幻想。尽管Turner和Samson(1995)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现代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