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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产品市场中的环境税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博弈模型，探讨下游市场特性如何影响上游污染企业环境税的制定。研究结果表明，下游市场最终产品差异性与上游企业环境税的征收起点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下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时，上游企业最优环境税低于“庇古税”。而当下游企业依次进入最终产品市场时，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的关系则取决于污染排放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污染对社会福利损害比较小（大）时，最优环境税低（高）于“庇古税”。 　　关键词：环境税；“庇古税”；市场时序；纵向关联市场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18（01）011608 　　一、 引言 　　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税法》）。作为中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环境保护税法》将于2018年起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不仅有助于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而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污染会对社会产生负的外部性，仅仅依靠市场进行调节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政府需要对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调控，通过征税、颁布法规等行政手段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矫正，将外部成本内部化，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环境税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形成治污减排的内在约束机制，是改善环境的一种有效措施[1]。同时，环境税的征收应保持中性原则，兼顾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两方面因素。在中国，环境税征收所涉及的大多是资源、能源、造纸、建筑等寡头行业，且这些行业大多处于垂直产业链的上游，在生产中间品的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Poterba等[2]研究表明，大多数环境税的征收对象都是中间品。政府对生产中间品的上游企业征收环境税，涉及上游企业、下游企业、消费者等多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仅要考虑征收环境税对垂直产业链中各个企业利润的影响，还要考虑污染对环境的危害以及消费权益问题，因此政府如何合理地制定环境税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的博弈模型，尝试剖析下游市场特性对上游污染企业环境税的影响机制，并将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企业污染造成的社会边际损害）进行对比，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政府针对上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的条件是什么；二是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最优环境税应该高于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还是低于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构建博弈模型；第四部分分析下游市场为古诺竞争条件下，最优环境税制定的问题；第五部分分析下游市场进行斯塔克伯格竞争情况下的最优环境税制定的问题；第六部分为本文的结论性评述。 　　二、 文献回顾 　　环境税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来的，他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系统地研究了税收与环境问题。由于环境污染存在一定的外部性，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对社会福利造成一定损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3]。环境税将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进而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分配环境资源，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举措。本文将对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最优环境税与污染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边际损害（“庇古税”）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如何对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上游污染企业合理征收环境税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因此，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大块内容：一是环境税与“庇古税”大小关系的研究，二是最优环境税影响因素的研究。 　　Pigou[4]认为，在完全竞争以及没有其他税收扭曲的市场环境下，最优的环境税等于“庇古税”，这为最优环境税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后来有大量学者针对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研究。Kneese等[56]认为，制定环境税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因此环境税高于“庇古税”可以改善社会福利水平。同样，Canton等[7]通过构建纵向关联市场结构下的博弈模型，针对下游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的情形进行分析，发现最优环境税应高于污染对社会的边际损害。West等[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最优环境税应高于污染对社会的边际损害。而Ohori等[912]等研究发现，在私有化政策存在的情况下，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最优环境税应低于“庇古税”。张金灿等[13]通过构建涉及碳排放企业、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政府规制部门三方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发现碳排放企业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的结构决定了最优碳税与污染对社会的边际损害的大小关系。因此，最优环境税与“庇古税”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存在不同的关系，现有研究并不能明确两者之间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