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中日爱国主义教育影响的差异.docVIP

儒学对中日爱国主义教育影响的差异 　　摘要：中日两国常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上有相近之处。日本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的特征，其爱国主义成了上层建筑实施对外掠夺的借口和工具。中国本身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不屑于对外的掠夺。但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长年占据，使士大夫乃至国人都有一种仁者爱人的道德理念。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儒学；差异性 　　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独有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具有全民的意义。中日两国在社会、地理、文化、国土、历史发展等地方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使两国的传统爱国主义既有不可磨合的差异性又有共通性。 　　一、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中日两国爱国主义教育差异的根源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基奠。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 、“尚贤使能”等主张更是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这种以“人格”作为绝大感召力的“尚贤”主张，主要是通过树立榜样的作用来实现的。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石，历代帝王为维护其统治，尤其是经常爆发起义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剥削社会，必然极力倡导爱国主义来维护帝王百年基业不倒。由此处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统治者对爱国主义的倡导必然会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仁爱”“礼乐”等思想的传播，也从未停息过。这两者的融合交错，使中国的士大夫往往抱有舍己救世的想法。因此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观不会是狭隘的，自私的。它是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一种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的观点。发展到近现代，就有了那么多革命志士为了胜利和成功而义无反顾地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一切。缘由至此，信仰至上，忠胆仁义至上。 　　日本在接受儒学文化时，并非连贯整体摄入，而是支离破碎地吸收，日本的儒学与中国的儒学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象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χ骶?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所以，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严格的说，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愚民教育。森有礼认为 “无地无极的万世一王”的日本传统和“人民护国之精神、忠武恭顺之风”，才是“构成一国富强之基独一无二的资本，最大的宝源”，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品性教育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森有礼把国体视为至高无上，所谓“应盛国风之教育。国风教育是彰明国体，辨明日本国民应保持的品位资质，自然生出忠爱慎重之念”，所以井上毅评价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是“国体教育的主义”。这在明治政府颁布的《三条教宪》可以得到佐证，三条是“体察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而文部大臣森有礼更明确主张国家要对国民进行为国家富强服务、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强调为了能在与各国竞争中获胜，小学教育既要培养读、写、算的能力和健康的体魄，又要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这使日本长期陷入战争的泥潭，使人民彻底的奴化。致使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使民智长期未开。这也就是儒家文化只能在日本作为摆设的存在，长期以来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算在现今社会，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是受到承认的，但很少人会说日本是文化大国。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爱国只不过是个借口，是对内愚民；对外侵略的托词。 　　中日两国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出发点上就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中国人常说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爱国是基于“德”之上，做任何事都是有理可循，有据可依。这是儒学根深蒂固和传统道德约束力的魅力所在。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天皇当成了摆设。由此忠君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显的差异就比较大了，他们的天皇可以冷落、排挤，作为“东京的囚徒”出现。天皇成了象征性的，作为虚幻的存在，只有在利益形成的时候可以为你卖命。无论为自己还是为天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就必然带有侵略性。 　　二、中日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 　　日本由于本身民族的发展特殊性和本国资源的严重对外依赖性，其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必须为其政治和经济服务。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下，带来的现实问题是，日本物需的更加依赖，军国主义的变现日益膨胀。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落脚点是以侵略他人的利益来满足本国的需要，服从天皇和天皇的旨意就是爱国。这种爱国主义观，并不能说是儒家思想对其影响的不深。而是恰恰相反，日本自有国家始，就不断效仿中国，深受中国文化圈的影响。学习中国的思想、 政治、建筑、文化等，其中儒学更是影响甚深。是其本身的民情不得不对儒家思想有所改造，不然它社会的发展就会难以为继了。而在其中学到的爱国主义就成了首先需要改变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