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德制度化与德治实践路径考辨.docVIP

礼德制度化与德治实践路径考辨 　　【内容摘要】 在宏观上，传统德治可以区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德”的制度化，以“礼”为最高实现形式，通过修订礼典，完备礼制；维齐非齐，明礼以维护等级之“分”；礼法结合，以礼入法等方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关 键 词】礼；传统德治；实践途径。 　　【作者简介】张李军，南通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8198;#8202;#8202;#8201;#8201;#8201;#8201;#8201;成云雷，哲学博士，南通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以德治国”是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念。从中国古代的德治实践来看，“德”的制度化，是古代德治的重要特点，也是古代德治建构的重要途径。礼与德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礼是指政治上的等级制度以及上至贵族下至庶民的饮食、起居、丧葬、生活习俗等各种规定，其体现的是等级主义的道德观念，维护的价值理念是仁义，蕴含的价值追求是“成德”“治世”。但礼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道德，而是道德原则的制度化。“德”的制度化，体现为从“德”到“礼”的建构，以“礼”为最高实现形式。“礼”既是传统道德存续发展的基本方式，也是传统德治秩序建构的基本途径。 　　 　　一、修订礼典，完备礼制 　　 　　先秦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失序。秦汉一统，人心思定，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最迫切的历史任务。崇礼重德的儒家德治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王朝的主流政治理念。在儒家看来，通过“礼”可以确立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固定规范体系模式，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稳定。 　　汉初，叔孙通草创“朝仪”“庙乐”及“汉诸仪法”，得到高祖刘邦的称道。贾谊有感于风俗纪纲的颓败，多次向汉文帝呼吁：“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文帝十六年使博士诸生依《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开启了依据《六经》制定典制的路数。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大规模的制礼得以开展，班固称颂汉武帝“兴太学，修效祀，改正逆，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坛，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世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1]但武帝时的礼乐制度主要是国家教育、宗教等文化方面，没有直接涉及到下层民众。汉宣帝时为了评议《五经》异同，召开了石渠阁会议，宣帝亲自出席了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由于文献散失，难以尽知其详，从《通典》保存的《石渠礼论》中的资料来看，它涉及“继宗子”“大射乡射”“诸侯大夫为天子服”“为人后”等问题。其中既有对经典中有关问题的解答，也有对现实生活中礼仪规范的讨论。正是这些具体礼仪的分疏和议定，使礼学由抽象的原则转向可操作的社会日常规范。石渠阁会议之后，礼制建设的步伐加快，平帝元始三年春，诏刘歆等人，“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马”[2]。#8201;是年夏，安汉公王莽“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3]。至此，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已初具规模。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效法宣帝石渠之举，在白虎观又召开了一次经学会议。会议的原始文献《白虎议奏》早已失传，现存的主要资料是班固的《白虎通议》。它论述了四十三个专题：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无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文质、三政、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四时、衣裳、五刑、五经、嫁娶、绋冕、丧服、崩薨。其内容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从人们的日常服饰、姓名到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其实质是对儒家礼仪转化为典章制度而形成的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进行系统、全面、权威的解释。它标志着当时社会的主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已经被礼的文化模式整合。 　　汉代形成的礼文化模式在此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当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经济关系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以及异族文化的影响和入侵，礼制也对新的文化要素、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整合。如东汉末年，经学衰落，出现名教危机。及至两晋南北朝，玄学勃兴，佛教东传，儒学礼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李唐建立后，便着手以儒家礼教重整纪纲。唐太宗诏令房玄龄等与礼官学士增修五礼，贞观七年时修成《贞观新礼》的初次修订稿，内容包括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十二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计一百三十篇，分为一百卷。由于初次修订不够完善，唐玄宗时命房玄龄、魏征等大臣主持修改，并邀请颜师古、孔颖达等著名学者参加。修成《贞观新礼》，共一百三十八篇，增加了军礼八篇。唐高宗时认为太简略未能详尽，又修《显庆礼》补之。唐玄宗开元盛世时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