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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海外华文诗歌的文化表征 　　摘 要：就海外华文诗歌创作而言，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经验书写存在的必然性。海外华文诗歌中内蕴的中国经验内涵有二：一是指其语言、艺术表现等不脱中华文化的胚胎，这是中华文化的传承性决定的；二是海外华文诗歌中的中国经验与作者居住国的本土经验相融，这是由创作主体的多重身份决定的，也是文化在异域传播与族群传承中必然伴随的变异性决定的。 　　关键词：中国经验；海外华文诗歌；本土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2-0119-07 　　一 　　新世纪以来，一些海外学者基于本土的华文创作实际情况，出于对文学创作形式独特性的重视提出了一些主张。比如在他们看来，“不少新马写作人，从战前到战后，一直到今天，受困于模仿学习某些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本土多元化的思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第139页。这使得这些文学创作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有些学者提出要去中国化，弘扬本土化/在地化的写作，像张锦忠即认为：“作为新兴华文文学的马华文学作者，有职责去寻找出和当代中国文学语言决裂的言说方式。”因为“海外的华文，总已是一种在地化的话语，一种道地海外的语文”。张锦忠：《海外存异己：马华文学朝向“新兴华文文学”理论的建立》，《中外文学》2000年第9期。另有海外学者担心“中国性，令马华作品失掉创造性，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缀”张光达：《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史）观》，《人文杂志》（吉隆坡）2000年第3期。 　　以上论断反映出海外学者对文学自身、对自我生存境遇存在着一种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只要是以汉语作为工具的书写，其中自然蕴含有中国传统的因子，无他，只因为汉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感染中华传统文化的部分特质是情理之中的事，脱离语言母体文化的写作，不仅不可能而且是不现实的。而担心海外的华文文学丧失主体性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之一的文学活动，是一个包括创作、接受和研究等在内的复杂的自足自完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讨论文学的主体性，答案也相应变得复杂。20世纪李泽厚、刘再复等学者已初步建构了文学主体性的理论，但就海外学者的叙述语境来看，海外学者所说的文学主体性应更多侧重于探讨作为群体创作的、与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相对的，海外诸多国家与地区的华文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是中华文学的组成部分，能不能或应不应该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不过不论这一争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是无法抹杀的事实，而中国性在创作中的实际表现即是其中有关中国经验的书写。 　　海外华人的汉语书写自其诞生之初起就已与中国经验脱不了联系。这里的中国经验既包括由创作主体种族身份带来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中国经验，即由集体无意识而继承的那些属于本民族的民族记忆、审美趣味等，同时又包括作为华人身份的创作主体在现实文化生活中不断生成的经验，这种经验虽然是新兴的，但因为创作主体的中国人的种族属性，尽管新生代华裔的服装可以改变、饮食习惯可以改变、语言可以改变，但肤色、种族是不能改变的，依然多少会带有中国色彩。就如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虽然有不少华裔马来语作者，他们用马来语创作了不少作品，在作品中也吸收了英语、荷兰语等外来语，但从文中杂糅的闽南方言以及汉语的表达方式来看，中华文化的影响清晰可感。 　　二 　　尽管在包括诗歌在内的世界华文创作圈内，中国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无形当中自然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创作圈，而在部分海外学者努力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学之际指认海外华文诗歌创作的最重要文化表征是中国经验，并非是想强调中国文学中心论，就海外华文诗歌创作而言，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经验书写存在的必然性。 　　首先，作为文体的诗歌的边缘地位与诗歌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其中蕴藏着中国经验。 　　中国文坛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坛曾经一度热闹无比，出现了朦胧诗、新生代、第三代、先锋诗、后现代等众多流派，但大多如昙花一现。在当代中国文坛，就文体发展现状而言，相较于其他文体，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中，诗歌创作人数、作品数量与读者群都相当少，甚至可以认为诗歌是一种边缘文体，诗歌创作已经成为一种边缘书写。这一情况在海外亦是如此。在多元文化背景之下，海外的华文文学本身就是一种非主流的弱势存在，面对他族的文化与话语空间，用汉语母语写作也是华人在生存之外的一种边际活动。而在华文创作的诸种文体中，诗歌亦是小说、散文之外的边缘存在。 　　比如泰国的华文文学虽然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新诗的创作成就突出，但到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