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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摘 要：基于现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文献，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通过厘清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经济结构转变和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的影响途径和作用机理，建立起一个较为系统的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据此进一步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与对策。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007-04 　　一、问题的背景 　　2006年，世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其基本含义指：鲜有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人均产值达到3 000美元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竞争。统计研究发现，二战以来，有很多国家迅速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却少之又少：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东亚的日本、新加坡、韩国、西班牙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与之相反，拉美和中东地区，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后陆续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直到2007 年，这些国家仍然徘徊在人均GDP3 000美元～5 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 100美元，按照世行标准，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11 906美元）还有很大差距。“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再次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通涨比较严重、房价高企、贫富分化加剧、腐败多发、就业困难、极端事件和群体事件增多，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广泛的忧虑。尽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但正确判断中国到底离“中等收入陷阱”有多远以及探索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仍然是一项既重大又紧迫的课题。而且由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普遍性，中国的跨越对于其他国家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相关理论综述 　　在理论层面，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主线展开：第一条主线从制度层面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与解决机制；第二条主线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第三条主线则强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还是增长问题。 　　制度经济学家强调为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与攀升，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制度是成败的关键（Imbs et al. 2003）[1]。这即为制度约束、制度匹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将其界定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下时，则能够解释中等收入陷阱与制度演进问题（李月、周密2012）[2]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尤其是对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发展战略进行了分析，特别强调了高层次的制度发展以及适当的战略转换对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作用。是否突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形成与新阶段相匹配的制度是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赶超策略持续性的关键（世界银行，2008）[3]。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些国家突破制度约束刚性，构建了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因此其经济发展得以持续；另外一些国家则没有相应地调整制度，依然延续着低品质的制度，甚至选择了错误的制度，其经济发展则陷于停滞甚至倒退。 　　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以经济学家蔡昉为代表。蔡昉（2011）[4] 认为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但许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作为结果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关。收入分配恶化如果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基本良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蔡昉教授观察到：国际上公认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收入分配普遍比较公平，公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收入分配高度不公。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解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认为后发国家通过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开始枯竭、各项成本攀升，而经济增长方式却没能及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结构也未随之有效提升。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一方面暂不具备高收入国家拓展生产前沿的能力，另一方面原有的劳动力和资源的低成本优势也难以为继，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高技术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经济增长陷于停滞（世界银行，2007）[5] 。另外，由于这些国家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