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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身体政治”的研究旨趣及其启示 　　摘要：近年来，“身体政治”在国外的研究如火如荼。相比较于国外的研究趋势，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历史文化、医疗生育与劳动生产等方面，对我国的身体政治的论著进行了一番梳理，并提出了后续研究的一些启示。毋庸置疑，在现代性的带动下，国内的身体政治研究必将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身体政治；研究旨趣；启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3 　　虽然身体司空见怪，但却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在某些社会趋势的推波助澜下，身体被公认为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与思想内涵的研究对象[1]。无论如何，社会科学领域依然对身体的研究表现出欣欣向荣的倾向，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态势或许与工业化社会的兴起、发展不无关系。现代文明带来了工业化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转变、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消费主义观念与世俗生活方式的大行其道、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以及全球化因素的综合作用。特纳（Bryan S. Turner）总结了学界普遍的几种看法[2]36-46。 　　第一种观念认为身体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中常常存在这样的倾向，例如莫斯（Marcel Mauss）指出身体并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娴熟载体，而是蕴藏着潜能。因此，所有“身体技术”都由各自社会构建的，并随时间的历久而演化[3]。这种观念对后来的戈夫曼（Erving Goffman）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脸面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戈夫曼强调身体是人们日常社会实践行为的关键要素，其核心焦点在于社会实践中的身体如何将被管理、塑造、控制，以符合期望的社会互动[4]。 　　第二种观念把身体视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系统。作为象征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之一的《死亡与右手》由《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与《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两篇论文组成。在《右手的优越》中，赫尔兹（Hertzs）批判了人们头脑中以往的常识，认为右手优越于左手是身体机能本身决定的，而是强调了社会的集体表象对左右手二元对立的决定作用[5]。作为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重要人物的赫尔兹坚信，这种作用源自于原始思维里固有的神圣与凡俗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祭祀等的过程中将身体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发展完善。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身体在诠释传统文化与社会意义中的关键作用，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她将污染（pollution）作为研究的重点，并结合禁忌等问题非常出色地展现了身体的象征意义。认为身体是社会象征的“自然”承载体，体现着社会构成与解组的符号意义[6]。 　　第三种审视身体的方法将身体与权力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权力关系，尤其是微观的权力不动声色地透过身体加以呈现。生物性的实体已经渐渐退去，身体完全成为了权力形塑、控制、锤炼的对象，完美地呈现出社会意义的接收器的一面，俨然成了被驯服的工具。 　　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何谓“身体政治”？洛克（Margaret Lock）在《培育身体》中指出：“身体政治是指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的规划、监管和控制，它存在于生殖和性领域、工作和休闲方面，以及疾病和其他的人类反常状态中，与后结构主义思潮有关”[7]。 事实上，“身体政治”不同于“肉体政治”（carnal politics），它不仅仅限于肉体的物质层面，还扩展并延伸至的社会性身体的领域。其中的权力层面涵盖了政府与法律中的制度性权力，经济生产中的纪律处分权力，消费中的自由选择权以及谈判中的个人权力等等。当主体及其行动设法消减强加在身体上的权力时，身体政治便由此显现。可见，身体政治是一个围绕着身体、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研究话题。 　　同时，身体政治也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治理术的概念涉及治理与思维模式的结合体，它常常被定义为统治的艺术或治理。它不仅包括了政府的行为实践，还体现了被治理者的行动反应。因此，治理术不应该被单纯地理解为统治行为，至少还包括了被治理者的行为反馈。在福柯那里，治理术有三种意思，其中之一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策略所构成的总体，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这种权力的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8]。因此，治理术通过个体或集体的身体来实现自我的权力意志。与此同时，个体或集体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甚至反抗。这两方面的交织才完整地彰显了身体政治的独特魅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被认为是最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斩不断的身体通史。他努力向人们展示身体与施加其上的各种权力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