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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轨阶段的权利经济学初探 　　摘要：中国转轨阶段的经济学只能是对中国的实践进行抽象的理论结晶，中国转轨阶段的实质是民众经济权利的发育和国家经济权力的重组，根据转轨阶段的国家与民众经济权利关系调整的实践，有必要建立中国转轨阶段的权利经济学。权利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大致有：国家与民众权利关系的调整成为发展主导要素的依据；国家与民众权利关系调整的内容；国家与民众权利关系调整的过程。中国转轨阶段的经济权利要素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对现有经济增长模型具有的修正意义。 　　关键词：转轨阶段；权利；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02－0037－09 　　 　　一 　　 　　中国转轨阶段的权利经济学，首先要回答为什么转轨阶段经济学要研究权利范畴，其基本的答案是转轨阶段的体制现状是从国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国家与民众权利均衡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权力/利调整成为体制转轨的核心课题，由此而来，转轨阶段决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或者技术，而是国家与民众经济权力/利的调整状况，是民众经济权利的发育和国家经济权力重组的速度。转轨阶段经济发展的起点是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权利开始向民众回归，经济发展开始步入起飞阶段。民众经济权利的回归是因，经济发展是果；权利回归是源，经济发展是流。例如中国农村的蓬勃发展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回归农民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牵引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 　　转轨阶段的权利要素之所以成为发展的核心要素，关键在于它有其他单一投入要素如资金、物资、劳动力、技术等没有的综合功能，能够综合性地将所有要素在一个权利构成的制度平台进行组合，通过综合性的组合，它产生的作用也是综合性的，既能直接增加经济发展的效率，同时也能解决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所有的经济要素中，唯有权利要素能将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相联系在一起。投入很多的资金、物资或劳动力，可以产生GDP；技术进步也可以提高生产量，但是没有权利的贯穿其中，生产可能只是牺牲劳动者利益的生产，可能只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同样没有权利的贯穿，分配可能只有利于一部分人，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的分配。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发展的问题不是效率与公平简单地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两者如何兼而有之，综合平衡的问题，什么样的要素能够使之做到兼而有之，综合平衡，就是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的调整，就是民众权利的发育与国家权力的重新定位。效率与公平是我们考察权利要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两个基本点。 　　权利要素通过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因为他可以降低传统体制中权利高度集中形成的高成本。在国家高度集中权力的经济发展中，有两个直接导致成本上升的源头：一个是权力高度集中造成的信息阻断：权利高度集中于国家，信息层级过于繁多，信息层级过多本身导致收集、处理信息的成本高，而信息内容本身也因为层级过多逐级失真。从下往上的信息输送渠道被人为阻挡，而从上到下的信息的输送由于缺乏从下而上信息的真实性来源，极易出现虚假性现象。传统体制下经济发展中几次大的决策失误都和信息的虚假性有关。在虚假信息基础上制定的错误的发展战略形成的高成本不仅仅是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更是一种沉没成本，具有不可逆性，无法完全弥补。 　　信息的阻断所涉及的不光是信息本身，更大量阻断的是知识。知识是与信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有联系是指信息本身载有知识，信息本身告诉人们事件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等可说明的道理，这样的信息就是一种明示知识。信息不能完全包括知识，因为知识的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识，即无法用语言或文字表达清晰的道理。这部分知识只能以隐藏在信息中的方式传递，信息通畅使知识在传递中形成知识合作，个体知识组合成群体知识，知识生产力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在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中，信息阻断使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环节的知识合作存在障碍，知识合作链断裂。原本在知识合作状态下可以解决的发展问题由于知识的断裂而变得难以解决，民众的明示知识被压制，默示知识更是得不到最低限度的开发，而白白浪费了。甚至知识的拥有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风险。权利结构就是知识分工与合作结构的外在表现，而知识的组合是通过权利的均衡实现的，权利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是知识分工与合作不完善的体制，或者是阻碍知识分工与知识合作的体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建立一个知识分工与合作有效的体制。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权利调整可以打通信息流通的渠道，开启知识分工与知识合作的途径，从而降低制度运作的成本。 　　权力高度集中造成的另一个成本源头是产权不清导致成本升高，私人产权和公共产权的产权界定不清，当私人产权得不到严格保护，全民财产也被少部分人以维护公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