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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生死的五种模式 　　生死问题是一切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切文化终极关切的焦点。它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更直接体现了一个文化体系的人文关怀和生命精神。追寻生命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超越生死，就是使人在肉体生命终止后，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还能够存在。因此，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其自身超越生死的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因子的结晶体，在生死超越模式上有多元主张。这些主张在历史上针对不同才情、不同阶层、不同际遇的人群分别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对当今的国人仍然具有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影响。从其价值来看，也值得我们批判继承。中国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以及融合了多种元素的民间文化构成。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超越生死模式也主要有儒、释、道以及民间几种模式。 　　 　　1　儒家：“三不朽” 　　“三不朽”是儒家所秉有的生死超越模式。“三不朽”源自春秋时期叔孙豹论不朽的一段话：“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24年》)“三不朽”成了儒家立足死亡来安排人生的基本态度，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生死观。“三不朽”的生死超越模式，具体来看，就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三条途径来实现生死超越。所谓“立德”，就是通过树立高尚的道德品格，使自己德彪千古，在道德上流芳百世。“立功”是为家、国、社会建功立业。通过建立这些惠及他人与后世的功业，为后人称颂，使自己的名声得以流传。“立言”则是通过著书立说，使自己的思想和见识在后世得以流传，使自己的名声得以流传。 　　其实，“立德”、“立功”或者“立言”都可归结为追求某种“身后之名”、“不朽之名”这一点上。因为，所谓的“不朽”，实际上只能是指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不朽”．不可能是肉体生命的“不朽”。而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就是通过身后名声的传扬来实现的。可以说，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人超越肉体生命追求精神生命、超越个体生命追求社会生命的独特形式。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屈原的《离骚》讲：“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立名者，行之极也。”这些都表明，获得身后之名是古圣贤超越生死的主要渠道。 　　总之，“三不朽”的生死超越模式，就是主张通过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和行为，通过自己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留下记忆，从而获得身后之名，由此获得生命的不朽，实现对生死的超越。不过，在“三不朽”中，“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其中，“立德”是基础，“立功”“立言”都是“立德”的表现。 　　 　　2　道家：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是道家所持有的生死超越观。其要旨是：首先，提出人在本质上是天地流行的产物，人之生死应顺应天地流行。《庄子》认为，身体是“天地之委形”，生命是“天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顺也”(《庄子?知北游》)。总之，生命的本质就是天地化育流行的结果，因此，生死也应顺应这种天地的化育流行。其次，道家认为人之生死就是气之聚散，故生不足喜、死不足惧。庄子认为，人的生死是一种自然现象，构成人的自然物质是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一气耳。”(《庄子?知北游》)道家把人的生命过程视为气之聚散的过程，人的生死也就是气的聚散，是自然之道，是自然而然的，故生死不足惧。正是基于对生死观的理解，《庄子》才有“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其三，主张生死齐一，泯灭生死差异，从而超越生死。《庄子》说，事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从这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中消弥生死差异，超越对死的恐惧。 　　总之，道家把顺应自然作为超越生死之道，持顺应自然的生死超越观。《庄子》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庄子?养生主》)所谓“安时而处顺”，就是强调对自然之道的顺应，由此摆脱生死之忧。 　　如果说儒家的生死超越是“时间式”的，即通过自己的活动在历史上留下印迹，从而获得生命的不朽，那么道家的生死超越观是“空间式”的，是把生命回到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让宇宙大化的无穷无尽使自己的生命无穷无尽，获得生命的不朽。 　　 　　3　道教：长生不死，羽化登仙 　　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羽化登仙，通过它实现生死超越。其生死超越论的主要内容是：其一，道教持有“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强烈的生命自主观，认为人的生命可以由自己主宰、决定；其二，道教“贵生恶死”，重视生命与生活，极力厌弃死亡；其三，道教通过“性命双休”，求得长生不老，飞身成仙，实现生死超越。 　　道教的这种生死超越论，主要建立在它对生命结构和本质的理解上。道教虽然有许多派别，但都一致认为，人在形神上是同质的，都是由“气”构成的。《抱朴子内篇?至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