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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1984―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符合 IDP理论,呈U型结构,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较为滞后。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发现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针对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IDP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
一、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仅作为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也开始积极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使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经典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理论)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伴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经典框架。本文以IDP 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在投资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这对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 8141美元,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84年的3.1%增加到2015年的17.3%。随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以及国家政策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表现为投资规模和目标区域扩大,“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投资目标产业延伸,领域不断拓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进程加快;投资主体多元化,近八成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来自地方企业。图1显示了1984年至2015年中国OFDI和IFDI的对比,而《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也表明,目前我国的投资流量超过同期吸引外资的规模。
二、实证研究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的实证分析
1.数据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1984-2015年的32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根据中国政府申报数据推算出来,考虑了未经政府批准的对外投资,相比其他数据来源更接近实际。为统一口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据也来自该数据库。而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则是在上述两项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计算而得,单位为亿美元。在人均GNI方面,由于GNI数据缺失,采用GDP替代,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均以美元为单位,基于PPP折算。
为了比较对外投资净额中采用存量数据和流量数据的不同,建立如下两个二次模型,其中NOIS表示存量数据,NOIF表示流量数据,εt 都是随机误差。
模型1:NOISt=a+βPGDPt+γ(PGDPt)2+εt
模型2:NOIFt=a+βPGDPt+γ(PGDPt)2+εt
2.回归结果及原因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使用Eviews7.2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1)
结果表明,两个方程中,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系数,还有F统计量均能通过t检验,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常数项中,模型1通过了t检验,而模型2未通过。另外,R2表明在样本范围内,采用模型1的拟合优度比模型2高。所以,在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数据中,选择存量数据优于流量数据,选用模型1更合适。此时模型1中R2的经济意义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变动中,约有92.48%的部分可由该回归曲线解释。该模型的拟合方程为:
NOISt=247.7296-0.6267 PGDPt+3.26E-05(PGDPt)2(1)
从系数的符号来看,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符合邓宁投资发展阶段理论“U曲线”的假设。而从下面两张图中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走势可以初步判断,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8年以前仍然处于邓宁提出的五个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国受限于经济水平,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依然扮演着资本输入国的角色。而从人均GDP的角度观察,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宁在第二阶段所描述的400-1500美元,显然这与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预期不一致,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着滞后发展。同时从图2发现,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又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下行趋势,在2012年之后,中国企业逐步恢复信心,对外直接投资额上升趋势明显。由此可以估计,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
虽然回归结果的各项参数都符合预期,但是从投资发展阶段的结论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对(1)式右边的PGDP求导,并令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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