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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1984―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符合 IDP理论，呈U型结构，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较为滞后。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发现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针对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IDP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 　　一、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不仅仅作为接受国际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也开始积极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使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经典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表明，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理论）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伴随着国内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经典框架。本文以IDP 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在投资发展中所处的阶段，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这对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 8141美元，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1984年的3.1%增加到2015年的17.3%。随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以及国家政策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表现为投资规模和目标区域扩大，“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快速增长;投资目标产业延伸，领域不断拓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进程加快;投资主体多元化，近八成的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来自地方企业。图1显示了1984年至2015年中国OFDI和IFDI的对比，而《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也表明，目前我国的投资流量超过同期吸引外资的规模。 　　 　　二、实证研究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的实证分析 　　1.数据选择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1984-2015年的32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历年《世界投资报告》，根据中国政府申报数据推算出来，考虑了未经政府批准的对外投资，相比其他数据来源更接近实际。为统一口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据也来自该数据库。而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则是在上述两项原始数据的基础上计算而得，单位为亿美元。在人均GNI方面，由于GNI数据缺失，采用GDP替代，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均以美元为单位，基于PPP折算。 　　为了比较对外投资净额中采用存量数据和流量数据的不同，建立如下两个二次模型，其中NOIS表示存量数据，NOIF表示流量数据，εt 都是随机误差。 　　模型1：NOISt=a+βPGDPt+γ（PGDPt）2+εt 　　模型2：NOIFt=a+βPGDPt+γ（PGDPt）2+εt 　　2.回归结果及原因分析 　　根据以上模型，使用Eviews7.2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见表1） 　　 　　结果表明，两个方程中，人均GDP及其二次项系数，还有F统计量均能通过t检验，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常数项中，模型1通过了t检验，而模型2未通过。另外，R2表明在样本范围内，采用模型1的拟合优度比模型2高。所以，在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数据中，选择存量数据优于流量数据，选用模型1更合适。此时模型1中R2的经济意义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变动中，约有92.48%的部分可由该回归曲线解释。该模型的拟合方程为： 　　NOISt=247.7296-0.6267 PGDPt+3.26E-05（PGDPt）2（1） 　　从系数的符号来看，一次项为负，二次项为正，符合邓宁投资发展阶段理论“U曲线”的假设。而从下面两张图中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走势可以初步判断，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8年以前仍然处于邓宁提出的五个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中国受限于经济水平，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依然扮演着资本输入国的角色。而从人均GDP的角度观察，中国已经远远超过了邓宁在第二阶段所描述的400-1500美元，显然这与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预期不一致，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着滞后发展。同时从图2发现，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又产生了一个明显的下行趋势，在2012年之后，中国企业逐步恢复信心，对外直接投资额上升趋势明显。由此可以估计，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 　　虽然回归结果的各项参数都符合预期，但是从投资发展阶段的结论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对（1）式右边的PGDP求导，并令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