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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民间办学政策对侨校发展的影响 　　[摘要]华侨华人在我国捐资办学兴起于清朝末年，这与当时晚清政府对民间办学采取放任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后，除个别时期外，我国政府在确认华侨华人国内办学权、鼓励华侨华人在国内办学的同时，对国内侨校的管理也日益加强。这就使得国内侨校逐渐被纳入我国正常的教育体系之中，而且整体上也呈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民间办学；中国政府；政策；侨校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2－0048－08 　　 　　民间办学的发展，除受制于社会需求和民众的办学热情外，还受制于政府对民间办学的态度和政策。华侨华人作为民间力量的一种，其在国内捐资办学兴起于晚清时期，之后，其发展始终与中国历届政府的民间办学政策息息相关。政府对民间办学采取鼓励、放任或是禁止的态度，都将直接影响到国内侨校(华侨华人在国内兴办的学校)的发展与否。 　　 　　一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间办学始于清朝末年，其时是以私立学校的形式出现的。根据创办者的不同，私立学校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二是国人自创的私立学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并因传教而设立教会学校，培养传教人员。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学校，清政府持放任态度，数十年内并无相应政策出台。迟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随着清末新政的启动，为了责令各省发展教育，学部附带提及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显然，这是一种既不鼓励、又不加以任何限制的放任政策。 　　对待国人自设的私立学校，由于晚清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教育于强国的重要性，因此也努力振兴学务，但因财政窘迫，便大力鼓励和倡导不同形式的社会捐助与个人捐款助学，尤其是小学堂。1903年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绅董能捐设或劝设公立小学堂及私立小学堂者，地方官奖之，或花红，或匾额；其学堂规模较大者，禀请督抚奖励给匾额；一人捐资较巨者，禀请督抚奏明给奖。”为切实推进新式教育，1906年清廷还要求各州县设立劝学所，要求各劝学员“遇私塾师课程较善者，劝其改为私立小学，并代为察报。遇绅商之家，劝其捐助兴学，裨益地方。”鼓励私人办学，清政府还对捐赠学务者奖以贡监衔封翎枝等职衔。在实践中，奖励的标准还不断降低。如清政府1905年制定的《报销学费章程》规定：报销学费者，照赈捐的五成核算授予虚衔。以后在兴办暨南学堂时，甚至可以赈捐的二成实银核算，授予官衔。另外，清政府还设法保护私立学校。如1903年创办的长沙明德学校，因学校风气自由，颇受旧势力忌恨并设法破坏，后因湖南巡抚赵尔巽多方维护才得以保存。对办理优良的私立学校，清廷还给予一定的补助，当时梅溪学堂、明德学校、复旦公学等均得到过官款的资助。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史称癸卯学制)中也有这样的规定：“此后京外官绅兴办各种学堂，无论官设公设私设，俱应按照现定各项学堂章程课目切实奉行，不得私改课程，自为风气”，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非经禀准，不得教授兵式体操”。可见，对于国人自设学校，晚清政府又有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学校课程和性质上，对创立学校本身则并无约束。以后，应立宪派的请求，1910年10月，学部又附奏推广私立法政学堂。可见，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管制相当有限。 　　对于华侨办学，由于晚清政府侨务政策的重心在海外，因此其视野也主要局限在敦促华侨在海外的兴学活动上，对其国内兴学则并无专门的政策，主要用上述政策来调整。虽然迟至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才宣告了华侨的中国国民身份，但是，晚清政府对于教育中的侨资和外资是区别对待的。在实践中，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和1905年的《报销学费章程》同样也适用于华侨捐资办学。如1905年，华侨余乾耀等人集资20万元在家乡广东台山兴建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小学堂，学务处将之立案后并为余等人向督抚申请奖励。不仅如此，对于侨商捐助学款，清政府一般还从宽奖励。如1910年南洋侨商叶锡勋、叶志廷等六人因惠州府中学堂经费奇绌，各捐银1000元，两广总督袁树勋认为“南洋侨商较内地民人微有不同，虽银数未及千两，核与建坊之例稍有未符”，但其“侨居南洋，不忘祖国，锐志兴学，慨捐巨资，实属深明大义”，因此奏请政府允准其建立专坊，并给予“急公兴学”字样，最终并得到允准。 　　与此同时，海外华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要抵御列强侵略，富国强民，必须靠教育。因此，一旦条件具备，他们就开始集资在家乡捐资兴学。中国第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