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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基于成本转移说的分析 　　摘要：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成本――收益理论是研究制度变迁的标准理论。然而，由于金融资源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它对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并不适用。结合我国国情，我们提出成本转移的假说，以此来分析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最后对未来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进行展望。 　　关键词：金融制度变迁；成本转移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7-0081-04 　　 　　作为金融和制度的有机结合体，金融制度是约束参与各种信用活动和货币流通交易双方行为的正式规则以及正式规则约束下的秩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制度也正在从银行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变迁问题。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金融制度中的核心――银行制度为出发点，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者分业、混业的角度，回顾了我国自80年代开始、以1995年为分界点的混业经营和分业经营的历程，分析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同时提出混业经营是建立我国有效金融制度的大势所趋。胡炳志在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各自制度确立的历史回顾、理论依据和特点充分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和特征，提出了建立中国金融制度的构想――兼业经营制度，张立洲认为，推进金融体制变迁的核心机制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博弈，以及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监管的动态协调。他通过对美国、日本、英国从分业走向混业以及德国始终坚持混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分析，得出我国金融业经营体制变迁的方向是走向混业，而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是金融控股公司。李文华通过对商业银行制度历史变迁阶段的制度特征、理论特征和市场行为特征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革的历史和现状，认为综合化是我国商业银行制度变迁的趋向。张杰拓展了诺思的国家效用函数，对国家控制金融的收益和成本进行了量化分析。结合我国货币化程度的进程，他认为1988年是我国货币化收益进入递减阶段的起始点，也是我国国家金融控制由主动转向变动的折点，对于处于转轨期的中国来说，我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应该形成三元过渡的格局。范恒森(2000)更是引入了影响金融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因素――金融文化，以此作为正式金融制度约束下的秩序。在分别论述了各个具体制度的变迁路径后，由于意识到金融制度作为一个制度存在时的非均衡常态，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金融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孔祥毅等分别从金融协调与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等制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认为有一条主线贯穿于金融制度变迁的始终，即金融自身发展及金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一个金融内部结构及金融与经济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应该说，上述研究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分析了我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其分析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缺陷就是，只有极少数人回答了“为什么我国的现代金融制度会发生制度变迁”，大部分的学者都回避或忽略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恰恰又是理解我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的核心因素。 　　 　　一、成本转移说：金融制度变迁的新视角 　　 　　要想对制度变迁的动因进行分析，就不能不提诺思的理论和贡献。诺思提出的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一直是大多数专家学者进行制度变迁研究时的重要理论依据。在他看来，制度不是外生给定的变量，而是能在技术不发生变化的情形下，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是诺思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正是由于潜在利润的存在，才驱使行为主体有动力去推动制度变迁。然而，潜在利润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是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而当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将维持现状，制度变迁不会发生。结合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逻辑关系。尽管林毅夫并没有给出制度均衡的具体定义，但他认为从某个起始均衡点开始，有四种原因能引起制度不均衡。因此，我们可以将制度变迁的过程理解为既是制度需求者不断追逐新的最大“潜在利润”的过程，也是制度沿着“制度均衡→制度不均衡→制度均衡”这一路径不断进行变迁的动态博弈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个逻辑关系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问题。尽管“潜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但它的本质还是利润，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