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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表现及历史作用 　　摘 要：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特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其形成取决于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历史文化背景。实用理性涵盖了国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经验直觉的思维方式、重人事轻鬼神的人生信仰等。实用理性精神对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民族精神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化多元化、连续性特征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精神动力作用；但也存在功利主义等的不足。 　　关键词：实用理性；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9-0093-05 　　“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做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①自从李泽厚“实用理性”概念提出以来，学界对这一概念积极响应，借助这一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然而对实用理性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②基于此，笔者尝试围绕其表现及历史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进行专门探讨，借以增进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 　　一、实用理性的内涵与源起 　　与古希腊和印度文化中的先验理性、宗教理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实质上是一种世俗经验理性。作为一种经验理性，实用理性指的是“合理性”与“理性能力”，而“理性能力是指力图尽最大能力做我们在该情况下（实际）能设法做到的”③。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包含了人的知、情、意结构。从民族文化精神来说，实用理性包含了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人生信仰等。 　　实用理性的形成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历史的“轴心期”，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三个地区，人类意识开始进行反思，产生了延传至今的各种基本思想，建立了宗教，实现了“哲学的突破”。“哲学的突破”奠定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价值，成为以后该地区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基因。④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也实现于这个时期，是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实现的。 　　这一时期产生了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农等各家学派，这些学派看似学说分立甚至互相对立，其实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如何能够走向统一。用司马谈的话来说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p儒?p墨?p名?p法?p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⑤ 　　儒家主张建立一个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社会，每个人都在自己所在的等级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等级和等级之间和谐相处，整个社会和而不同。儒家实现社会理想的途径是礼法并用、正名、为政以德等。这一基调由孔子奠定，之后孟子、荀子的人性善恶论，以及《大学》《中庸》的天命、性、道等哲学思维都是在为这一政治理论及其实现寻找终极依据。 　　法家希望建立以君主为核心的君、臣、民为基本结构的社会，以法、术、势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人性恶也是为这些手段提供人性依据。道家是哲学意味最为浓厚的学派，“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⑥。无非是为了说明矛盾的转化规律，是为了给其无为而治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找哲学依据。墨家作为下层劳动人民的代表，提出了尚同、尚贤、兼爱、非攻等政治主张，代表其哲学思维的天志明鬼思想无非表明其政治主张源自于上天的意志。 　　也就是说，产生于先秦时期的实用理性，是为实用或使用而思辨，而不是为思辨而思辨，与古希腊的“理论理性”或“思辨理性”有着根本不同。因而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文化，“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⑦，“是超世间底。所谓超世间的意义是即世间而出世间”⑧。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之后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不曾出现脱离现实政治和人生的学说。 　　二、实用理性的主要表现 　　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实用理性集中表现在国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和人生信仰等几个方面。 　　1.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李泽厚指出，实用理性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崇尚实用，“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⑨。这种理性精神常常表现为一种讲求实效、不尚空谈的务实精神。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在思想学术上的表现，就是经世之学发达，而难以产生纯粹思辨的理论体系。比如，代表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发展成就的汉代新儒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本质上都是关怀现实的政治理论。 　　汉代新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政治理论，指出人类社会必须遵守天的运行规律。天的主要运行规律是阳尊阴卑、五行相生相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