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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汉学与文学背离的成因探析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的主流学术思潮，在经学领域与宋学相对峙，与文学也产生了背离。其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对文人的传统偏见、治学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的时代因素。乾嘉汉学与文学的背离不可避免地对文坛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乾嘉汉学；宋学；文学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８－０１３７－０４ 　　 胡贤林（１９７２―），男，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安徽合肥２３００３６） 　　本文为安徽农业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乾嘉汉学家的文论研究”、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０９ｓｋ１０５ｚｄ）的阶段性成果。 　　 　　有清一代学术常有“凡三变”之论，即顺康间的程朱陆王之争，乾嘉间的汉宋学之争，道光以后的古今文经学之争。[１]（Ｐ９）从某种意义而言，乾嘉汉学可以视为超越宋明理学、重返传统儒家经学的一次学术回潮。相对于乾嘉汉学名家蜂起的鼎盛，宋学可谓偃旗息鼓、一蹶不振。汉宋之争亦多局限于学术立场的认同上，学理层面的正面交锋始终未能有效展开。其原因在于，乾嘉时期的程朱理学已经流为高居庙堂的空洞之论，思辨领域显然缺少继续拓展的空间，在黜虚求实的“道问学”背景之下，大多虚化为士人日常践行的道德准则，形而上的义理之学建构则被众多学者加以冷漠化搁置。而另一方面，与宋学家的溃不成军相异的是，文人却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批判汉学的重任，一跃成为值得关注的群体。梁启超便如此描绘：“（汉学）气象更掩袭一世，实更无他派足与抗颜行。若强求其一焉，则固有在此统一权威之下而常怀反侧者，即所谓‘古文家’者是已。”[２](Ｐ６７)近人暴鸿昌也指出：“如果把乾嘉时期攻击汉学最厉者列举出来，那么应是袁枚、蒋士铨、钱载、姚鼐、王芑孙等。但以上诸人无一为理学家，而为文士，即诗文家。”由此可见，乾嘉时期诋讥汉学者多为文人，文人与汉学家交恶成为一道独特的学术景观。可以说，文人对汉学的强烈不满，不仅透露出汉学主流话语下文人的生存焦虑，也显示了汉学、文学不同学术领域的内在紧张。关于汉学与文学背离的原因，章太炎、梁启超将其归之为古文家姚鼐与汉学家戴震之间的个人恩怨，暴鸿昌认为与文人的性格有关，因其“负气好辨”，“故多偏激谩骂之词，少平恕中正之语”。①本文认为上述论点仍有值得探讨之处，故从三个层面试析之。 　　一 　　这种背离首先源于观念层面上对于文人的偏见。在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儒林与文苑相较，前者地位显然尊于后者，士人在自我认同上趋儒林而避文苑，自觉选择与文人相区隔。[３]文人与儒林学者虽然同属士人阶层，但文人的范围更为宽泛，大凡稍会吟诗弄文的读书人皆可称之。细而察之，文人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人，“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４](Ｐ７４)。传统意义上狭义的文人，即词章家，始出于汉代。如钱穆所言：“文苑立传，事始东京，至是乃有所谓文人者出现。”[５](Ｐ９３)自范晔《后汉书》始立《文苑传》，儒林、文苑之争遂起。受传统儒家“立德、立功、立言”观念影响，渴望名留青史的士人显然不屑以文人鸣世，于是身为文人却又不甘为文人的悖论屡见不鲜。汉代扬雄便将辞赋视为“童子雕虫篆刻”。理学家朱熹也讽刺欧阳修：“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６](Ｐ４０５５)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同样谈论韩愈：“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为诗为文章末事。”[７](Ｐ２７２)声名赫赫如唐宋古文八大家尚且不甘以文人自居，文人的自卑情结由此可见。 　　清初学者经历亡国之恨，痛定思痛之后，摒弃晚明文人率意为文，信笔清谈的浮躁之气，大倡经世致用之学。乾嘉时期崇实黜虚的汉学风潮下，文人的形象更为暗淡。清初大儒黄宗羲“不必文人始有至文”之论，成为乾嘉学人讨论“文与学”关系的必要前提；顾炎武的观点更被反复征引：“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８](Ｐ１４５３－１４５４)由此，他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９] (Ｐ９８)这一观点为乾嘉汉学家普遍认同。如王鸣盛常常自比于“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著自命”的刘知几，“四十有二归田，于今二纪有余，诗文皆辍不为，以考史为务，故每卷辄自题某述，亦窃比述者自命之意云”[１０](Ｐ７３９)。钱大昕同样拥有弃文从学的经历。有趣的是，他还运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