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母反告母题流变看西方传统女性价值自我解构.docVIP

从“主母反告”母题的流变看西方传统女性价值的自我解构 　　摘要: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对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出现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在经典作品中与现实社会中发现了人们过去未曾察觉到的许多成分,从而使人们有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看法,更主要的是,她改变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对待人类文化、看待万事万物(包括看待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自此以后,人们不可能再回到女性的声音遭到忽视的时代。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便是在此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本文正是选取了女性主义视角对“主母反告”这一母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主母反告”;西方传统女性价值;自我解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55―02 　　 　　一、“主母反告”母题的流变 　　母题,指的是“源于传统的、不可再分的‘最基本的情节因素’”[1],是作品不可分解部分的主题,是对事件的客观性的最简归纳,它受到故事情节的制约,没有随意性,我们可以把母题看作是文学叙事中的一种常项。母题生成于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经验,母题影响的出现也正是说明了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习惯对现实生活的渗透。“主母反告”的故事在希伯来神话和希腊神话中都出现过,前者是说约瑟被买到埃及人家里,主母当主人不在家时求欢于约瑟,约瑟不从,反被主母诬陷而受罚;后者是说雅典王忒修斯之妻费德尔向忒修斯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欢,遭拒后自缢,留遗书反诬希波吕托斯不轨,忒修斯诅咒希波吕托斯致其死亡。后来,在不同的时代,随着文化的迁徙和观念的嬗变,它所呈现的主题不断发生变化,但原有的故事模式得到保留,因而形成了“主母反告”的母题形态。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自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始,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拉辛的悲剧《费德尔》再到20世纪美国的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和茨维塔耶娃的悲剧《费德拉》,许多作家都采用过“主母反告”这一母题形式进行过创作。他们对“主母反告”这个母题形式的运用有其共性,即贯穿所有剧本始终的共同点,比如对女性心理意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关注,也有其个性,即只在某个剧本中出现的个体特征,比如不同时代的作品,因对女性意识关注的程度的不同,从而导致“主母反告”这个母题形式的变化等等。 　　二、女性主义视域中的西方传统女性价值 　　伴随着男权社会的到来,新的社会秩序被确立,带来了观念意识的一系列更迭,因为经济活动中主要地位的失去,转而由男子在经济活动中占居了中心位置,男性势必取得对经济的支配权,于是,退回家庭成为女性生活的重大转折点,女性被财产化,从人身到精神上都无独立性可言,被剥夺得只剩下性的特征。 　　随着男性统治确立而产生的男权文化,是以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为特征的。在男性审美价值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体系中,西方男性文化传统中出现的女性形象也被打上了男权控制的烙印,所有的女性的形象中都体现着男权社会的中心观念和道德律令,表现了男性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情感需要,男人对女人的希冀和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更重要的是,男权文化意识的渗透,使许多女性安于卑贱的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坚持维护男权和夫权并且成为制约其他女性的力量,女性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受害者已经把歧视性的要求变为自己的自觉意识。于是,女性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在古希腊人留给西方的遗产中,具有尊重妇女和歧视妇女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后一种传统逐渐占了主导地位。”[2] 在西方文化传统的传承中,我们对西方传统女性价值有着直观的认识,赫西俄德叙述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的故事是女性邪恶论调的开始,在西方社会,无论是《圣经》中夏娃的堕落,还是民间的女巫传说等等,都是它的不同的形式再版。 　　在本文所讨论的“主母反告”的母题中,主母最初也是以引诱者和诬陷者的身份出现的,而这种身份的逐渐被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女性意识不断提升的过程。 　　三、西方传统女性价值自我解构的艰难历程 　　西方传统女性要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毕竟是要和父系文化发生碰撞甚至是冲突的过程,它虽然举步维艰,然而还是不断的在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母反告”这个母题形式中,“性别意识或性别歧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缩影是如何左右和影响着不同时代的作家笔下的人物”[3]。 　　在西方传统女性价值实现的最初阶段,一方面,男性是女性精神上的“父亲”,受其制约对其表示依恋和忠诚。另一方面,她们也感受到压抑,终在沉默中爆发反抗,“复仇”就是这种反抗的最重要的形式。 　　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希波吕托斯》中,死亡作为费德尔的报复的手段,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爱情的意义,她不仅仅是因为爱情而死,她的死是命运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