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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来主义》看鲁迅的幽默技巧 　　《拿来主义》是鲁迅后期的一篇著名杂文,文章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主义政策和革命文艺阵线内部一些人对待文化遗产的错误态度,阐明了批判继承和借鉴才是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正确态度。文章切中要害,举重若轻,亦庄亦谐,充分展示了鲁迅高超的幽默艺术。 　　幽默,源于拉丁文humour,中文译名始见于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先生的《论幽默的译名》一书,是从英语单词Humor音译过来的,意思为有趣可笑而意味深长。举凡一切通过讽刺、影射、嘲笑、调侃等方式,将生活中不正常现象的本来面目和荒唐可笑之处暴露出来,引起人们发笑和思考的手段和刺激,都可归入“幽默”的范畴。幽默与鲁迅的杂文有不解之缘,鲁迅说杂文“是匕首、是投枪……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小品文的危机》)鲁迅的杂文既针砭时弊、切中肯綮,又尽可能幽默风趣。但其幽默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不是诡辩的小伎俩,而是清醒的头脑、敏捷的思维所特有的大手笔。下面结合《拿来主义》一文略谈鲁迅的幽默技巧。 　　一、妙用修辞 　　1. 活用反语,幽默而含讥。反语即反切,用与本意相反的话语来表达本意。反语是鲁迅幽默艺术中最突出的技巧之一。在《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灵活、巧妙地运用反语,给一切反动势力以无情揭露和猛烈鞭挞。如: 　　“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发扬国光”是1934年5月28日《大晚报》报道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美术作品展览时的用语。鲁迅在这儿借用来反讽“送去主义”者不以卖国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恶嘴脸。 　　“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进步”似褒实贬幽默国民党反动政府媚外求荣、愈演愈烈的丑行,表达出鲁迅对学术退步、文化堕落的现实的强烈愤慨。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仿卖国者口吻,不顾事实上国家经济贫乏,却以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为由欺世惑众。“大度”在这里当然不是“慷慨大方”的意思,意在幽默“送去主义”者对民族利益的无耻而彻底的出卖。 　　“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寓贬于褒,“国粹”指文化遗产中的精华,这儿用来指烟枪和烟灯,辛辣讽刺了对文化遗产中的糟粕恋恋不舍的封建遗老遗少们。 　　“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贬义词褒用,似贬实褒。“鼓吹”决不是唆使、煽动别人去干坏事,而是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地宣扬真理。“吝啬”不是“小气”,而是“珍惜”,借以强烈表达对经济、文化财富应有的正确态度。 　　反语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战斗性。古往今来,许多愤世嫉俗的文人墨客,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都常运用这一有力武器抨击时弊,抒发情怀。鲁迅作为一名反帝反封建的猛士,在他的杂文中每遇敌人“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 《两地书?致许广平十二》)。或似褒实贬,或似贬实褒,使文章幽默而含讥,乐观而悲愤,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迎头一击”的幽默是辛辣犀利而不留情面的,是能“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页)的。 　　2. 生动比喻,幽默而形象。运用比喻说理可以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风趣,变陌生为熟悉,从而增强杂文的形象性和感染力,这也是鲁迅幽默艺术最突出的技巧之一。《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就如何对待中国文化遗产这一个抽象繁难、困扰文艺界许久的话题,化繁为简,举重若轻,以“旧宅子”比喻文化遗产,然后叙述一个穷青年可能有的三种做法,以孱头式的“徘徊不敢走进门”,昏蛋般“放一把火烧掉”,废物般“接受一切”谐谑革命文艺阵线内部的三种错误倾向,即割断历史的逃避主义、全盘否定的“左倾”错误和主张全盘吸收的“右倾”错误。这种近似调侃的笔法,非常幽默风趣,但又很见批驳的力度。然后作者又分别以“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有益无害、高贵典雅的内容,要“拿来”而且“使用”;“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既有益处又有害处的东西,要吸取、使用它有用的方面,清除它有害的方面;“烟枪”、“烟灯”、“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要“毁掉”、“走散”,三层比喻深入浅出地指出“拿来主义”者应如何从文化遗产中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耐人寻味。 　　又如:“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鲁迅使用老百姓口语中常用的比喻“打破大门”、“碰钉子”形象地刻画出清政府从闭关锁国至落后挨打,最终与帝国主义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事实,揶揄“闭关主义”的同时,又把“闭关主义”演化为“送去主义”的道理一语道破,较之于直陈史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