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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看西方汉学家的翻译策略 　　【摘 要】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这不仅体现在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体现在语言对文化的巨大反作用上。因此，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也会受到语言理解的影响。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家们开始将中国的经典和诗歌翻译介绍到西方。这其中，极为杰出的翻译家有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和庞德。面对异质文化，这些西方汉学家在其译作中采取了不同的归/异化翻译策略。文章将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分析说明他们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语言；文化；西方汉学家；翻译策略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这不仅体现在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体现在语言对文化的巨大反作用上。因此，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也会受到语言理解的影响。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东来，中国的经典和诗歌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西方。另一方面，洞察到西方社会病根的西方学者们也开始积极地在东方哲学中寻找出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从未来过中国，但是借助书本，竟也成为汉学方面的专家并译介了大量的中文典籍。这其中，极为杰出的翻译家有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斯（Herbert Giles）、韦利（Arthur Waley）和庞德（Ezra Pound）。面对异质文化，这些西方汉学家在其译作中采取了不同的归/异化翻译策略。文章将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分析说明他们的翻译策略。 　　一、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首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赖于语言的体现和传达。新词新语的出现很好地体现了语言承载文化的功能。比如，英语中的“typhoon”和汉语中的“比基尼”等外来词就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历史上，佛教和佛经的传入曾给汉语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同样也是文化对语言造成的影响。其次，语言对文化有巨大的反作用。当文化依赖语言去传播的时候，由于可能存在的语言和其所指之间的不对等，人们会对文化产生误读。这样，语言又反过来对文化施加了影响。正是因为语言和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文化理解也会受到语言理解的影响。一般说来，高层次的语言理解意味着高层次的文化理解，反之亦然。 　　二、归/异化的翻译策略 　　翻译策略指美国学者韦努蒂（L.Venuti）提出的异化（foreignizing）和归化（domesticating）。该术语源自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让读者靠近作者和让作者靠近读者，也就是后来韦努蒂所说的“异化”和“归化”。孙致礼教授也曾在其文章中提到“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简言之，归化法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表达的自然和流利；异化法以作者为中心，重在保持原作的丰姿和旨意。需要注意的是，二者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篇好的译作是归化法和异化法结合使用的成果。 　　结合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翻译家对源语的理解会影响到同时也会受到他们对源语文化的理解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通过他们的翻译策略体现出来。 　　三、理雅各的翻译策略 　　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停滞说”仍然相当盛行。欧洲人认为中国文化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毫无活力和变化，因此没有什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理雅各显然接受了这种思想。这位在中国传教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传教士（后为大学教授）在他出版的《中国经典》一书中将中国文化的滞后归结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并加以批判。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理雅各不能理解不信神的孔子。他认为，宗教会为人类提供一种前瞻性的视角；孔子不关心神，只关注人伦世事，这是非常短视和偏隘的。另外，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在理雅各看来却是一种回避回答生死等重大问题的“不真诚的”态度。这种文化和语言的误解深深地影响了理雅各的翻译。例如，他将《诗经》中的“天”译作God，这显然是一种误译。因为先秦时期中国并没有类似于《圣经》中的上帝一类的神；即使有，也绝不是基督教信奉的God。又比如，为了强调宗教观，理雅各改变《诗经》的编排顺序，将最接近颂词的大雅置于最前，变为大雅、小雅和国风。同时，为了淡化诗歌的文体特征，他将颂译成无韵散体。这些归化翻译的案例更多地体现了文化理解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四、翟理斯的翻译策略 　　外交官翟理斯于十九世纪后期来到中国，后来成为热心汉语教学的著名汉学家。他毕生致力于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但受自身的文化身份所限，他理解的中国始终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