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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诠释学理解观看译者对源文本的解读 　　[摘　要]一切翻译工作始于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哲学诠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这一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哲学视角。根据哲学诠释学,文本理解是历史性的,理解者的合理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本条件,在对文本理解的过程中,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需动态地融合。翻译本质上是对源文本跨语言、跨文化的解释过程,译者不可能跨越源文本及自身的历史性,同时译者视域须与源文本及作者的视域调整并融合,译者解读源文本时产生的前见并非都是有害的,合理前见不可避免,并有助于译者对源文本的正确解读。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历妇性;视域融合;合理前见;源文本;译者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0)02-0110-04 　　 　　一、引语 　　 　　诠释学始于正确解释《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后来发展成为神学诠释学。到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ehleiermaeher,1768-1834)和狄尔泰(WiIhelm Dilthey,1833―1911)将诠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但其理论性质仍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属于古典诠释学。现代诠释学是在把古典诠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过程中发展而来,其肇始者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后来,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秉承其师海德格尔的理论,将诠释学进一步发展成为系统的现代诠释学。现代诠释学试图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来找出人的世界经验,在人类有限的历史性存在方式中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根本关系…,这表明了现代诠释学的哲学性,实际上现代诠释学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人文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流派,也被称为哲学诠释学。 　　“理解”和“解释”是现代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翻译工作开始之际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也是当代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译者的理解是一个跨语言、跨文化的过程,理解的对象就是源文本,翻译的本质就是解释,所以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对于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和“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现代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作为理论参照,来分析译者对源文本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的解读。 　　 　　二、哲学诠释学的理解观 　　 　　哲学诠释学的根本任务是探索人类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哲学诠释学肯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并把它上升为诠释学原则。所谓理解的历史性,“包括理解之前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和由社会实践决定的价值观”。从历史性本身而言,它是人类存在不可否定的基本事实,所以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间距不可避免,不同时代的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留传下来的文本,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间距,而是要正确地适应这一历史间距。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时间距离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对文本的解释具有多次重复性。 　　伽达默尔秉承海德格尔的理解即是筹划的观点,认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是筹划自身。理解者预先筹划的东西就是其所了解、所熟悉的东西,即海德格尔的“前理解”概念,伽达默尔将其发展成为“前见”(prejudice,也有学者译做“偏见”)。在传统的理想哲学中,“前见”备受人们的指责,因为它妨碍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本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具有其历史性,这就决定了任何理解者在进入文本之前都具有前见。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前见都会成为理解的障碍而妨碍我们追求真理,相反,有些前见构成了理解的基础。“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造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在这里伽达默尔充分肯定了前见对理解的意义。伽达默尔看待前见的概念看似偏激,实际上却是辩证的,他区分了合理的前见和不合理的前见,认为,　“前见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判断,它既可能具有积极的价值,也可能具有消极的价值。”一方面他承认理解是筹划,是理解者带有前见的理解;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合理的前见才能做出合适的筹划,才能促进理解的进程。可见,　“偏见的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这是一种带有挑战性的阐述。因为我用这种阐述使一种积极的偏见概念恢复了它的合法地位。”正确把握“前见”这一概念可以同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所谓客观解释划清界限,又可以同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所谓主观解释表明分歧。 　　理解具有历史性,表明了理解对象(某一文本或艺术作品)和理解主体(理解者本人)都处于某一历史情境中,伽达默尔称之为“诠释学处境”,据此他提出“视域”(hor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