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语和骑射演变探究满汉文化融合.docVIP

从“国语”和“骑射”的演变探究满汉文化的融合 　　摘 要：满族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先祖女真人生活在长白山林之中，擅长狩猎、骑射，以武力统一东北地区，进而推翻明朝统治，统一全国。在发展武力的同时，也注重本民族文化的建设，逐渐形成了满族文化。但是随着政权的壮大和生活地域的迁移，不断面临先进的汉族文化的冲击，“国语”和“骑射”为代表的满族传统文化也随之被封建化的浪潮所渐渐淹没。从具有代表性的“国语”和“骑射”两方面来探究满汉文化的融合。 　　关键词：满族；国语；骑射；封建化；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6-0079-02 　　满族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形成了自己善于骑射的习性和使用满文、满语的交流方式。经过长期的、多因素的沉淀，形成了具有满族特色的民族文化。但是随着满族的发展壮大，以“国语”和“骑射”为代表的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交融。 　　一、“国语”的演变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文字是人类社会文明产生的标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语言是维系民族的重要纽带，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也有些民族的发展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只能借用其他民族语言或文字，满族则是其中一支。 　　明朝时女真人在使用女真文的同时还使用蒙文。在元朝统治和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下，一些女真上层人已经学会并使用蒙文，这种情况越发普遍，许多部落甚至改用了蒙文。到努尔哈赤兴起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①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十余年征战，已基本统一各部，发布政令，指挥军队，对外联络交涉等使用蒙文多有不便，也不利于金国尊严。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史载：“太祖欲以蒙古字编创译书。”“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②到皇太极时期，“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③于是在原来满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圈点。 　　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起兵基本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至天命四年（1619年）基本完成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在征战的同时，也俘虏了大量的汉人。努尔哈赤表示：“得辽东后，本欲设诸申官员们管理，但恐尔等因与新附之民语言不通而受劳苦，故令汉官管理之。”④可见，虽然努尔哈赤时期女真人与汉人有接触，但汉人毕竟是被统治者，范围狭小，所以并无实质上的交流或是融合。到皇太极统治时，后金政权相对稳定，民族关系也逐步缓和，对汉人也积极地笼络，分而治之，给予一定的官职，重视汉官的作用，但是汉官不懂满语，对统治造成极大的不便。天聪六年（1632），后金刑部承政高鸿中在其奏议中道：“再恳天恩，另择一通金语者，立于刑部，将臣另办别事，庶为两便。”⑤皇太极又设立汉军八旗，把汉人从八旗满洲当中分离出来，一方面加强对汉人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皇太极对汉人的重视，客观上为满汉的接触和交流提供了制度上的平台。还对满文进行了改进，创造了特定字母和“切韵清字”之法，满足了满文吸纳汉语文的客观需要。为了解决满族人学习汉文化的需要，采取了最直接的译书的方式。天聪三年，设立文馆，令达海、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五人“译汉字书籍”⑥。一方面统治者可以通过满文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另一方面也使得满文得到普及，满汉文化得到初步交流。 　　顺治元年（1644），清军大举入关。顺治帝不久便迁都北京，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本朝初入关时，一时王公诸大臣无不弯强善射，国语纯熟。”[1]据清代文献记载，“国初，刑部谳狱，录供不用汉文”，专用满文，使得汉族官员办公十分不便。康熙年间，尚书王指出：“供词非汉语，汉官无由曲直，随声画诺，便成虚设。于是始命录供兼清、汉稿。至乾隆间，载满字稿。”[2]乾隆初年，“清语中杂以汉语，语熟成风，乃将可以译成清语者仍用汉语，而书于章奏者往往有之”。说明汉文已经与满文融汇，甚至出现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乾隆帝则以“钦定新清语”代之。满族人讲汉语也成为大势所趋，就连皇室也如此，“上（乾隆帝）尝召见宗室，公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3]可见，清初入关时，满族人还普遍使用满语。到乾隆朝时，汉语成为具有优势的普遍用语。 　　进入辽沈之前，满族还处在单一民族群体的状态下，生活环境相对闭塞，与外界的交流不是十分的频繁，使得满语成为主要的用语。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政权不断壮大、生活的疆域扩大、接触的汉族人增多等一系列的因素都使得汉语的影响逐步加深。入关迁都之后，满族群体真正地开始与汉族多层次、大范围的接触。皇太极在位期间，建立八旗蒙古，又“命编汉军为八旗”[4]，这无疑是八旗人口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八旗汉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