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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 　　[摘要]中国的产业升级，要在战略层面上充分重视从被“俘获”与“压榨”的全球价值链(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拥有巨大本土市场且消费结构正处于高级化阶段的中国，实现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调，是全球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战略。构造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导向的国家价值链，并不意味着提倡实施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战略，也不是要走进口替代的老路，而是要重新整合中国企业的商业网络以及产业循环体系，重新塑造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重新调整区域间的产业关系结构，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平台。在中国产业发展背景下，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专业化市场)和单边交易平台载体模式(领导型企业网络)，是中国构建国家价值链以实现产业功能升级的主要机制和方式。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基于国家价值链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优势在于专业化市场可以为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提供可能的多样化市场发展空间。而构建占据基于本土市场的国家价值链，构建其中的领导型企业，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努力培育和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国家价值链　交易模式　产业升级　中国制造业 　　[作者简介]刘志彪(1959―)，男，江苏省丹阳市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经 　　济学院院长，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 　　从事中国经济和产业经济研究。 　　张杰(1973―)，男，江苏省兴化市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 　　国际贸易和产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9-0059-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的优势，在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下，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的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定位在GVC的底部环节，专注于劳动密集型、微利化、低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制造或组装，不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而且推动了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正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严重的挑战。一方面，价格水平的下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使绝大多数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代工企业无法承受，即原本利润空间狭小和微薄的代工企业无法自我消化这种外部冲击，或者无法向控制品牌和销售终端的国际大买家和发包商传导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结果是，那些以国际代工为主的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大批企业待工压产乃至破产倒闭的现象；另一方面，近年来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使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期望出现空前的下降和萎缩态势，直接导致国际大买家对中国制造业外包和采购订单的减少，从而使严重依赖于出口的中国制造企业普遍出现“无米下锅”的窘境。同时，中国持续的巨大贸易盈余，引发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总之，中国过去在“GVC底部”的增长欢乐，被一扫而尽，长期依靠贴牌代工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其固有的深层次问题已经提前集中地爆发出来。 　　目前，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维持定位于“GVC底部”的增长战略，不仅会受到来自价值链高端的大买家的进一步俘获、控制和盘剥，也会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加入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种发展战略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的特征，因此，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是势在，必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试图摆脱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GVC分工体系，这种盲动、急躁的发展战略不仅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的现实条件和发展基础，而且有可能会损毁世界给中国提供的发展机遇期。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产业升级的时机把握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要求扩大内需的呼声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学者观察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并行地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NVC)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出现了逐步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据此我们认为，构建与GVC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