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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政治的成因分析 　　 　　企业政治的分析解读除了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入手外，还可以归入政治社会学的范畴，前者立足于对企业行为、产权、企业战略、企业联盟或行会、企业竞争环境、企业营销等角度，带有明显的为企业生产服务的应用性色彩；后者则不同，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入手，研究国家对企业、个人的影响，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如管理模式、工人群体的分化、控制与工人的关系等内容，带有较强的批判色彩，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这两个不同的理论路径也预示了不同的理论兴趣，前者关心的是企业政治对于企业生产、企业竞争、企业自身成长以及政企关系的影响和功能，回答的问题更多集中于企业如何选择政治行为的策略（如Getz的企业个体的独立策略；Staber和Aldrich的集体性策略选择）；后者关心的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企业组织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和功能，回答的问题集中于企业政治形成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影响或重组社会分层的（如Nee的市场转型理论；简?戴慕珍的地方政府社团主义；林南的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等），政治实体与经济实体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不但会在工人劳动过程中发生作用，同样会对工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作为雇佣劳动力――工人的生活基础直接建立在从工厂获得资源之上，因此，企业政治在政治社会学的范畴里，成为社会整合的一种工具和中介，而解读企业政治就在于说明这个中介是什么样的形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以前的研究成果中归纳出企业政治形成的一些共有原因，虽然在不同的制度环境或者不同时间它们的成因多种多样。 　　对于企业政治的宏观层次而言，产生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政府和企业组织相互依赖的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前文所言，企业组织和政府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依赖。一方面政府需要依赖企业组织实现就业和经济增长等目标和经济战略，为政府的公共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和资源；另一方面，政府的相关立法、公共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会对企业组织的生长和发展产生影响，企业组织会通过其政治行为影响政府组织的制定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政策； 　　2.政府在信息、土地以及审批等方面的权力和优势成为吸引企业组织政治公关的另一动因。这种情况在我国尤其明显，由于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政府是转型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主导者，政府计划权力的调整逐渐转变原有的政企权力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政府依然是整个改革的发动者与主导者，处于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宏观调控企业的经济行为，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的机构设置上，发改委其实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委的延伸，同时又整合其他一些政府调控功能，掌握着企业项目的审批权，因此游说政府的权力部门成为中国企业宏观政治的一个主要任务； 　　3.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在政经关系上，政府功能定位从“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干预”角色，而且政府行为对企业经济行为作用的现实存在日益被学界认识和关注。随着古典经济学影响的式微，自给的市场“看不见手”的功能逐渐受到质疑，罗斯福“伟大社会”的新政政策成功地将凯恩斯的干预思想吸纳进政府管理理念。目前，新制度主义学派注重企业产权制度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组织的渗透性的研究，认为国家和意识形态对于企业交易行为的影响，组织存在于制度性的环境中是新制度主义的基本信念。这些理论成果都凸现了政府制度对于企业行为影响，为政府干预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企业宏观政治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背景。 　　企业行为是由企业工人互动完成实现的，互动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工人相互博弈与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为企业成员之间形成亲疏不同、程度各异、等级差序的关系网络结构，引发企业内部微观政治的产生，笔者以为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企业的契约不完备性，这在企业理论中基本上达成了共识。Coase认为，由于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投入到企业契约中的期限很长，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契约双方不可能在订立契约的时候将一切突发因素和双方所有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因此契约的特征为企业权威提供了空间，也需要企业权威作为补充以弥补契约合同执行方式的缺陷（法庭执行、市场执行），从而赋予了企业或者企业领导者对于契约没有完全界定的范围以决策的权利。Brass认为，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层级权威改变企业成员可能的行动选择集合来协调企业各种行为，企业权威的构成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职位，这可以通过企业成员完成行动可供选择的路径来衡量；第二个要素是沟通网络，可以通过与他人接触的次数、上级的关系强度等指标来衡量；第三个要素是朋友关系圈，属于非正式的互动模式。企业权威由于权威要素的弹性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需要而不断重新界定，激励了企业个体为了权威